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

常言道，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世界上没有适用一切社会的制度模式，符合自己国情和传统的制度就是最好的制度。各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国家制度，是由这个国家的现实国情、文化传统和历史命运决定的，应当由各个国家的人民说了算。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十三五”时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进一步彰显。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我们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

制度选择的依据

制度好是国家之幸，是人民之福。如何选择一个好的制度，如何评价一个制度好不好，涉及制度选择的依据和制度评价的标准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制度的选择有其客观的依据，社会制度的评价有其客观的标准，绝不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中国制度的选择必须坚持中国立场，从中国实际出发。中国选择什么样的制度体系和治理模式，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来选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政治制度上，看到别的国家有而我们没有就简单认为有欠缺，要搬过来；或者，看到我们有而别的国家没有就简单认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这两种观点都是简单化的、片面的，因而都是不正确的。”任何国家，期待突然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已经被证明是灾难性的，我们千万不能在这个根本性问题上重蹈某些国家覆辙，犯颠覆性错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契合中国国情的最优选择。选择以什么样的制度来建设国家，事关根本、事关全局、事关长远。中国是一个国情极为独特的国家，960多万平方公里的超大国土面积，14亿人口的超大人口规模，纵贯5000多年的超长历史纵深，未曾断裂的文化血脉，多民族多宗教的复杂社会结构，坎坷多舛的独特历史命运，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治理这样的国家，我们能照谁的模式办？谁又能告诉我们怎么办？设计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不能割断历史，不能罔顾国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没有简单延续我国传统社会制度的母版，没有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制度模板，也不是苏联等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再版，更不是西方国家现代制度体系的翻版，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版。新中国成立7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制度建设向世界说明了一个道理，治理一个国家，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是只有西方制度模式这一条道，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是我们治国理政的根本。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绝不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在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上，我们就是要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

制度评价的标准

评价一个制度好不好，实践是最高标准。当今世界存在着两个根本不同的制度体系，一个是社会主义制度，一个是资本主义制度，以西方的制度模式为标准评判中国是不恰当的，用西方的民主模式剪裁中国是不适宜的，只能拿事实来说话，因为实践最有说服力。实践标准，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生产力标准，人民利益标准，社会稳定标准。

其一，生产力标准是衡量制度是非优劣的根本标准。生产力标准主要是从社会物质财富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尺度来衡量和判断社会制度的价值。生产力是社会存在的基础，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因此，对一切社会实践活动和一切工作的价值评价，对一个国家的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的评价，首先要着眼于生产力的发展，把握“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标准。毛泽东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邓小平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说：“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生产力发展是衡量社会发展的带有根本性的标准。”“解放思想，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是为了更好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只有不断做大“蛋糕”，奠定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才可能有足够的物质财富去分好“蛋糕”。制度改革、体制改革、机制改革，最根本的目标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因此评价、判断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成败得失就在于是否达到了这一目标。生产力标准是制度评价的根本标准，凡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就是应当肯定的；反之，则是应当否定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破除旧的体制和机制的束缚，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到2020年年底，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万亿元，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产业链条、最强大的工业制造能力。在2010年，中国制造业产值就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的动力之源和稳定之锚，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10年达30%以上，超过美国、日本和欧盟之和。我们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取得一批重大科技成果。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逐步健全完善，对外贸易、外商投资、外汇储备均稳居世界前列。总之，改革开放奠定我国社会主义的强大物质基础，取得了极大成功，这充分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好制度。

其二，人民利益标准是衡量制度是非优劣的最高标准。“人民利益标准”主要是人的标准，主要从人们的生活和人的全面发展来衡量社会制度的价值。制度设计、调整与改革，最终要使人民群众受益，生活水平改善提高，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最终、也是最高的标准。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邓小平认为，各项工作的成效“要最终体现到人民生活水平上”，要给人民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深化改革要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我们要坚持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作自己的大事，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从让人民群众满意的事情做起，带领人民不断创造美好生活”。人民是历史的主体，也是价值的主体，这决定我们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利益标准，就是坚持党的根本宗旨，就是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唯物史观。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改革开放的40多年，是人民群众获利最多、生活改善最大、民生保障提高最快的时期，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显著增强。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组织实施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深化教育改革，教育事业不断发展，中西部地区和农村教育得到明显改善和加强。受益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改革创新红利的释放，以及稳就业政策的发力，就业状况持续改善。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中等收入群体继续扩大。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人民健康、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大幅提高，保障性安居工程稳步推进。社会治理体系不断完善，社会保持和谐稳定，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总体来说，改革开放以来，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就，人民群众获得感显著提升，这充分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好制度。

其三，社会稳定是衡量制度是非优劣的重要标准。社会和谐，政局稳定，这是压倒一切的大事情。邓小平早就指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在这里，第一条和第二条都涉及社会和谐稳定这个标准。“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政治局面、社会局面，什么事情也干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我国能够在创造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能够在取得一个又一个惊羡全球的伟大成就的同时又保持社会稳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始终高度重视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始终坚持把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统一起来，始终坚持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始终坚持在保持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忽视社会和谐稳定必然付出沉重代价，在这方面，一些国家的教训应当引以为戒。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创造了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没有发生系统性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这是世界公认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国经受了抗美援朝战争、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邢台、唐山大地震等重大考验；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又经受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特大洪灾、2003年非典重大疫情、2008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和国际金融危机等重大考验，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人民共和国经受住了种种严峻考验，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的外部环境，面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美国对我国发起贸易战等一系列深刻变化，面对党面临的重大风险考验和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我国始终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迎难而上、开拓进取，继续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取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呈现出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人民幸福、社会安宁的生动景象。这同世界上一些国家社会分裂不断加剧甚至造成严重的政治动荡，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概言之，新中国一路走来，任凭风雨吹打、我自岿然不动，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这充分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好制度。

保持制度定力

保持制度定力，就是要毫不动摇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道路、制度、方向、立场等重大原则问题上，旗帜要鲜明，态度要明确，不能有丝毫含糊，真正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在前进道路上，要咬定青山不放松，坚持独立自主，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以贯之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成就惊艳世界，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中国的成功，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历史和实践告诉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一套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唯一制度选择。实践也充分证明，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优势，它将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相结合，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相衔接，是科学规范的制度体系，是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是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特色鲜明、富有效率的，但还不是尽善尽美、成熟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要与时俱进。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意味着制度尽善尽美；我们说保持制度定力，不意味着制度不需要改革；当然，我们说要改革完善，也不意味着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另起炉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全面深化改革，不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而是要使它更好；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故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它并没有封闭自我完善发展的历史空间，也没有结束人类对制度文明、政治文明的探索，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开辟着通往更高政治文明、更好社会制度的道路，不断夯实着制度自信的实践基础。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国家治理面临许多新任务新情况，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更加完善、不断发展。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为新时代建设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出了战略部署。按照四中全会《决定》要求，着力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就一定能完成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重大任务，为增强制度自信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首先要坚持“总体目标”不动摇。《决定》提出的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三步走”总体目标，凝聚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意愿和心血，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完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战略眼光和政治定力，必须毫不动摇地贯彻实施。其次要突出“四个治理”不偏废。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是对我国长期治国理政实践的经验总结，也是将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重大任务，必须毫不动摇地贯彻实施。第三要抓好“四大任务”不松懈。《决定》提出了“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四大任务，为新时代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指明了方向，必须毫不动摇地贯彻实施。

当然，制度成熟定型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我们提出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目标必须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与时俱进，既不能过于理想化、急于求成，也不能盲目自信、故步自封。要在聆听时代声音、把准时代脉搏、回应时代呼唤中不断检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认真研究和吸收借鉴人类制度文明的有益成果中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坚强有力的制度保障，为推动人类制度文明发展进步作出中国的原创性贡献。

历史不会终结，制度建设永远在路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不断探索实践、不断改革创新中形成的，也必须和必然在改革创新中走向更加成熟更加完善。新征程上，我们必须以开拓进取精神，久久为功，善做善成，把党中央描绘的宏伟蓝图变成活生生的现实，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写出新的时代篇章，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夯实底座、厚植根基，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提供根本制度保障。（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二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