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走向成熟

“抗战时期，毛主席就是用个电台，嘀嗒、嘀嗒地指挥我们。‘嘀嗒、嘀嗒’就要无条件地执行。没有什么人来监督，也没有人来批评、斗争，大家都自觉地执行延安的‘嘀嗒、嘀嗒’。”1981年，时任中央纪委常务书记的黄克诚在《关于党风问题》一文中讲到的这个细节，鲜明地体现了抗日战争时期全党自觉向党中央看齐、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高度自觉和强有力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抗日战争时期，是我们党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重大工程来推进，“首先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同时也在组织上进行建设”，推进党的政治建设从理论到实践不断走向成熟，以保持和发展党在政治上的先进性，推动党的各项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为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

坚决维护、追随党的核心，“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

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是如彭德怀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中指出的：“领袖是长期斗争经验总结的，是长期斗争中产生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由正确的领导取得的。”这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领袖产生的规律，深刻揭示了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在全党确立的根本原因。1937年年底，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的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后，在政治上否认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在组织上以共产国际派来的“钦差大臣”自居、把自己凌驾于中央之上，严重损害了党中央的权威和党的团结统一，给中国的抗战事业造成严重损失。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正确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政治路线，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战略规划，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维护党中央权威、巩固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的党内法规，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标志着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组织上的确立和巩固。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特别强调：“我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最大成就”“最大保证”的判断，彰显了党的领导核心对于党的事业发展的核心关键作用，体现了全党对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的高度认同和衷心拥护。

1945年，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会场主席台前沿石拱上镶嵌了一幅醒目标语“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这12个字的标语，言简意赅、鲜明有力，集中体现了党成立24年来在挫折中奋起、在风险挑战中胜利前进的宝贵经验，集中展现了党的七大取得的一系列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成果。第一，把毛泽东思想第一次写在党的旗帜上，标志着我们党有了自己独创性的理论和党在思想理论上的成熟。第二，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标志着全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团结和统一。第三，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特别是八年抗战经验，制定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正确路线、纲领和策略，指明了中国革命胜利前进的方向和道路。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提出了“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的要求。他说：“要知道，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从此，自觉向党中央看齐成为党的一条重要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为全党团结统一、步调一致提供了政治保证。

制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使党“成为全国抗日的核心”

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建立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年8月召开的洛川会议和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的《论持久战》，制定了全面抗战的政治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方针，科学预见了抗日战争的发展阶段和最终结果，系统阐明了党的抗日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党在抗战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指明了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具体道路。这就从政治上思想上武装了全党全军和广大人民群众，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指明了正确政治方向。

为切实担负起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责任，洛川会议提出了“三个应该”的目标，即：“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与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为实现“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的目标，党中央充分汲取历史的教训，迅速恢复因国民党干涉而取消的政治委员和政治部（处）制度，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克服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影响，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保持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壮大党的组织和力量；贯彻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力加强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发展壮大人民武装力量；制定执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正确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推动全民族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妥协、分裂、倒退，坚决维护、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护团结抗日的大局。这一切努力的结果，就是在严峻复杂的形势下贯彻了党的政治路线，使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领导核心的决定性作用。

提出和贯彻“四个服从”，强调“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非执行不可”

关于加强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建设，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有三段著名的论述。第一段是1937年10月支持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判处因逼婚不成开枪杀人的革命功臣黄克功死刑时讲的，他说：“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和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厉的纪律。”第二段是1941年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他说：“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两者都不可少。”第三段是在1942年提出的，他说：“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非执行不可。孙行者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宁论共产党的纪律说纪律是铁的，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这些论述凸显了纪律的刚性约束和在党的政治建设中的重大作用。

抗战初期党的纪律建设面临严峻的挑战，尤为严重的是出现了张国焘叛党事件、王明政治上的右倾错误和组织上的闹独立行为。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总结党成立以来加强党的建设的经验教训，第一次提出了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四个服从”基本原则，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内涵，对全党强化政治纪律、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党的七大把“四个服从”写入党章，强调“四个服从”最根本的是全党服从中央，规定：“在党内不容许有离开党的纲领和党章的行为，不能容许有破坏党纪、向党闹独立性、小组织活动及阳奉阴违的两面行为。中国共产党必须经常注意清除自己队伍中破坏党的纲领和党章、党纪而不能改正的人出党。”

贯彻“才德兼备”干部标准和“任人唯贤”干部路线，造就“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

“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在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夕，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提出“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的政治任务，要求党的干部要“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强调党的干部要成为“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把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独立解决问题的政治能力、忠心耿耿的政治品格，作为培养造就干部的主要标准和要求。1937年1月，党中央把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把“政治”二字写在校名上，彰显了在干部培养上的政治要求。

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才德兼备”的干部标准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他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关于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毛泽东强调，就是以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与群众有密切联系、有独立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为私利等为标准；在识别和使用干部方面，就是要坚持才德兼备，不但看他的表现，而且看他的本质，不但看他的一时一事，而且看他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才德兼备”干部标准、“任人唯贤”干部路线的提出和贯彻执行，突出了选人用人上的政治标准，为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加强包括党的政治建设在内的党的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

加强党性锻炼、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掌握思想教育”是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随着党员队伍的迅速发展，也出现了有的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但思想上还没有完全入党的问题。为此，党中央坚持思想建党原则，把坚定政治立场、政治方向作为首要任务，通过创办各级党校专门组织领导干部进行集中学习、抓好在职干部的日常学习、通过党支部组织普通党员进行学习等方式，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阶级教育、策略教育和党性教育。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强调“学习理论是胜利的条件”，发出了全党来一个学习竞赛的号召。1939年党中央设立干部教育部负责全党的学习，1940年下发《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规定每年5月5日马克思生日为学习节，推动全党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1941年7月，党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提出了纠正违反党性倾向的六条办法，明确了维护“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坚决肃清阳奉阴违的两面性的现象”，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参加党支部、过党的组织生活等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1941年9月，毛泽东提出中央政治局要“以思想、政治、政策、军事、组织五项”为根本业务，其中“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业务”。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重申并发展了这一观点，提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1942年至1945年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是在全党范围内第一次以整风形式开展的集中教育，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它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使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内深入人心，实现了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党新的团结和统一。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和党的七大，我们党逐步形成了以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民主集中制、严明党的纪律为主要内容的党内政治生活基本规范，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巩固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生机活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三研究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