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新角色（上）

1961年10月，刚刚在上个月结束第二次访华之旅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发表了访华感悟：

这个国家的人民具有巨大的潜在力量，他们聪明而苦干，可能是世界上最勤劳的民族。西方世界最好还是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和维持友好关系；这个国家需要以平等相待；它在一定时期内将成为不亚于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强国。一个伟大的国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正在前进。

蒙哥马利写下这段文字的年代，在很多西方人眼里，遥远的中国不仅属于受苏联支配的贫穷闭塞的社会主义国家，甚至还一直被联合国扣着“侵略者”的帽子。大多数人似乎并不太相信退休元帅的判断。但“正在前进”的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确实努力追求着不仅来自西方，也应该来自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的“平等相待”。

中苏关系的恶化

在中苏的“蜜月期”，北京和莫斯科的新闻报道喜欢用“牢不可破的友谊”来形容两国关系。从1950年代后期开始，昔日的兄弟间开始出现不和谐的音调。

1958年，苏联提出在中国领土和领海上建立中苏共有共管的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毛泽东对此事很敏感，他明确告诉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你们可以说我是民族主义……如果你们这样说，我就可以说，你们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岸”“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

赫鲁晓夫不理解，既然中国已经“一边倒”了，为什么还在这种“小事”上斤斤计较？赫鲁晓夫诘问毛泽东：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在相互合作和供应方面，并没有什么麻烦，可是我们这里——竟连这样简单的一件事都不能达成协议！毛泽东解释说，英国人和别的外国人已经在我们的国土上呆了很多年，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毛泽东后来说，中苏闹翻实际上是在1958年，他们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

紧接着，1959年8月，中国和印度之间爆发了第一次边境冲突，苏联发表偏袒印度的塔斯社声明，引发中国方面的不满。9月，赫鲁晓夫访美，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宣布，两国在国际争端中将不诉诸武力，即所谓的“戴维营精神”。而毛泽东对当时的苏美关系和世界冷战格局，却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现在的局势，我看不是热战破裂，也不是和平共处，而是第三种，冷战共处”。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后，来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10周年庆典。为了压中国向美国让步，以利于苏美改善关系，他在同中方领导人会谈时，要求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承担不使用武力的义务。这一干涉中国内政的提议，再次引起中方的反感，让双方的会谈又一次不欢而散。

意识形态的裂痕，夹杂着国家利益的战略考量，使中苏两党关系逐渐恶化，走向公开争论是早晚的事。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变成了中苏公开论战的平台。苏联有预谋地对中共代表团发起攻击，中方予以反驳，中苏两党的分歧，在51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面前，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公开了。

一个月后，苏联突然照会中国，单方面决定召回他们派往中国的专家和顾问，废止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各项协议。这一举动，使中国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增加了当时已经严峻起来的经济困难，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中苏两党的分歧，遂演变为中苏两国的矛盾，两国关系迅速恶化。

1961年后，中苏两党之间意识形态的争论愈演愈烈。苏共领导人和苏联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和公开信，攻击中国的内外政策，对中共领导人还指名道姓地批判。苏共中央在公开发表的给中共中央的公开信中表示：苏共“仍将进行坚决的斗争，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也反对其危险目前并不小于修正主义的左倾机会主义……在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策略的原则性的根本问题上仍将不会调和，并将进行反对修正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公开信表明了苏共领导人准备长期公开争论下去的决心。

事情就此闹大。从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相继发表总称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的论战》的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简称“九评”），予以回应，对苏共的内外政策也进行了全面批评。中苏论战达到高潮的时候，苏联方面一度表示要对中国采取“集体措施”和“坚决的打击”。

1964年10月，苏共中央的内部矛盾迫使赫鲁晓夫“下台”。新中国领导人期望就此改善中苏关系。为此，中共中央在1964年11月派周恩来赴苏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令人遗憾的是，中国主动伸出的橄榄枝，并没有被苏联人接受。赫鲁晓夫的继任者勃列日涅夫表示，苏联将继续坚持原来的立场。随即，苏联在中苏边境不断增兵，并向邻近中国北部边境的蒙古派驻苏军，由此给中国的国家安全带来严重威胁。

1966年3月，苏共召开二十三大，中国共产党决定不派代表出席，这意味着中苏两党关系中断了。到了1969年，中苏进而在界河乌苏里江上的一个小岛珍宝岛和新疆铁列克提地区发生了武装冲突。当时有美国新闻媒体爆出消息说，苏联正在准备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防范苏联的军事侵略遂成为中国内外政策的重要基点。中国军队一度处于临战状态。

当年站在中苏论战最前线，后来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1989年同来访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谈了自己对中苏论战这段“往事”的理解和评论：中苏论战的实质，是如何看待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在这个问题上双方都没有搞清楚；希望马克思、列宁为他们去世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后出现的新问题提供现成答案，这是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的感受中，更实质的问题是不平等，观点不合，苏联就撤消援助，进而恶化国家关系，让中国原本困难的经济雪上加霜，使“中国人感到受屈辱”。由此，据于各自立场的论战，双方都难免讲了不少空话和过头话。

结交“中间地带”

从1950年代末期起，随着中苏关系恶化，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逐步确立了“既反帝又反修”的国际战略。这一战略给中国的国际交往带来被动，属于不得已而为之。但在美苏争霸的夹缝中，中国的外交有没有其他空间可以拓展呢？

毛泽东的选择是，走出社会主义阵营，结交亚非拉新朋友，开拓国际舞台新空间。

1950年代，亚非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运动日益高涨，这为中国实施“广交朋友”的外交战略提供了有利的契机。当时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对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有着很大的吸引力。毛泽东频繁地接见来自亚非拉各国的革命政党、群众团体和政府代表团，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并大规模地增加了对这些国家的援助。

当时，埃及人民维护苏伊士运河主权、反对英法侵略的斗争，阿尔及利亚人民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斗争，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斗争，古巴、巴拿马等国反对美国武装干涉的斗争，中国都给予了道义声援或物资支持。1959年9月28日，中国与取得革命胜利的古巴建交，古巴成为与中国建交的第一个拉丁美洲国家。

1960年代前期，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毛泽东重提“中间地带”这一国际社会结构的战略判断。在他看来，在美苏争霸的世界格局中，存在着“两个中间地带”。“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中国领导人认为，第一个中间地带和民族民主运动是直接同盟军，中国应该给以最大的支持，并且联合它们；第二个中间地带不仅同苏联也同美国有矛盾，也应该充分加以利用，使它成为中国的间接同盟军。

争取两个“中间地带”，由此成为当时中国国际战略的重点。

这一时期，国家主席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外交部长陈毅等中国领导人先后对亚洲、非洲几十个国家进行访问。其中，以周恩来在1963年底至1964年初对亚非欧14国的出访最有影响。

在访问中，中国政府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方针下，提出了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处理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1964年，周恩来在同加纳总统会谈时，首次提出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紧接着，周恩来在同马里总统会谈中，又一次重申了八项原则，并全文写入两国的联合公报。

这两个原则不仅适用于中国处理同阿拉伯国家、非洲国家的关系，也适用于中国处理所有愿意和中国发展关系的亚洲、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基本上成为中国与第一个中间地带国家的交往原则，受到广泛欢迎。

1965年2月，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访华，向中国提出一个请求，希望中国帮助修建一条从坦桑尼亚到赞比亚的铁路。之前，尼雷尔曾先后向世界银行和苏联提出过同样的请求，但因为工程浩大、费用太高的缘故，都被拒绝了。

刚刚走出经济困难局面的中国，经济生态仍很脆弱，此时一下拿出上亿资金援助他国，的确十分困难。尼雷尔回忆说：当我提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多么厉害呀!在你们回答我以前，我连呼吸都不敢呼吸了！不敢抱太大希望的尼雷尔听到的，却是毛泽东肯定的答复。中国领导人表示：宁可自己不修铁路，也要帮助穷朋友修。

1976年7月，坦赞铁路建成并通车。坦赞铁路是当时中国在非洲援建的最大项目，长达1860公里的工程耗资巨大，建设十分艰难，中国政府提供无息贷款9.88亿元人民币，共发运各种设备材料100万吨，还先后派出各类工程技术人员5万人次，其中66人在工地上献出了生命。

这条被誉为“自由之路”的铁路，扩大了中国在非洲的影响，也成为中非人民友谊的象征。

在结交远方新朋友的同时，中国进一步巩固和邻居们的友好关系。在1960年代前期，本着友好协商、和平解决的原则，中国先后同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五国签订条约，解决了与大多数邻国由于历史原因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值得一提的是，1962年的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中国军队取得重大胜利后即在全线主动停火，主动后撤，并遣返全部印军战俘和归还缴获的武器及军用物资。之后，中印边界长时期没有发生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西欧、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作为美苏之间的“第二中间地带”，是中国外交大有可为的又一个战略空间。为此，新中国与英国保持了在成立初期就建立起来的代办级关系。1964年1月，中国和法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这是新中国外交上的一个重大突破，中法关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楷模。同年5月和12月，中国又分别同意大利和奥地利互设商务代表。

虽然由于日本政府追随美国的对华政策，中日政府间关系受阻，但在这一时期，中日民间交往，由于采取了备忘录贸易和议定书贸易的灵活政策，取得了不小进展。1963年，中日贸易额从1960年的2345万美元急剧上升到1亿多美元。两国民间友好往来更为频繁，互访人员迅速增加。

毛泽东始终关注国际局势的变化发展。1970年代，他又将“中间地带”理论发展为“三个世界”理论。1974年，毛泽东对来访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表示：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这三个世界是相互联系又相互矛盾的。他告诉非洲客人：“我们是第三世界，我赞成第三世界的国家要互相帮助。”

“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是毛泽东晚年的一项创举。这一战略思想保证了“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对外政策的稳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坚持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战争危险，努力建立和发展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74年4月6日，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大会。这是新中国的领导人首次出席联合国会议，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由邓小平任团长，是毛泽东的提议。在大会发言中，邓小平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和中国的对外政策。

在发言的结尾，这位中国代表团团长说：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斗争，这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