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发展作出开创性贡献

毛泽东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从弱小走向强大，在前行道路上越过了无数激流险滩，在一波又一波深刻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时代大潮中，一批又一批湖南先进青年们夺先声、开先路、当先驱，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国革命道路的开辟作出了开创性的历史贡献。

湖南党组织执行中央决议行动最坚决

党的一大之后，湖南与会代表和党组织把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和中央局指示，作为首要的政治任务，全力推进各项工作，交出满意答卷。

湖南党组织发展最迅速。毛泽东、何叔衡从上海回湘后，认真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积极、慎重地发展地方党组织，1921年10月，筹建中共湖南支部，1922年5月成立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是全国最早由支部升级为省级区执行委员会地区之一。至1922年6月底，中共在国内外建立的14个地方支部中，湖南就有湖南安源煤矿、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湖南自修大学等4个支部，湖南安源煤矿支部是全国最早的产业工人支部。党的二大前湘籍党员已达68人，党的三大前湘籍党员达142人，均超过全国三分之一。到马日事变前，湖南已有65个县市建立了31个地方执委会或县委，党员发展到2万余人，超过全国三分之一，是全国党员中人数最多、党组织分布最广的省份。中共中央高度肯定湖南富有开拓性的党组织发展工作，称“湘区党的组织为各地之冠”。

湖南工人运动最有力。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主要精力是从事工人运动。湖南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的三个中心区域之一。1922年1月，黄爱、庞人铨因领导湖南第一纱厂工人罢工斗争而壮烈牺牲，成为最早献身的工人领袖，用鲜血引领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的到来。1922年9月9日，郭亮带领粤汉铁路工人举行罢工，就此拉开湘区第一个工运高潮。9月14日，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最具代表性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爆发，13000名工人在李立三、刘少奇等人的领导下与反动当局进行顽强斗争，迫使路矿当局承认全部罢工条件，充分显示了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力量，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并取得完全胜利的工人斗争。二七惨案后，全国工运处于低潮，惟有中共湘区委特别是安源党组织继续发展，成为党在工运低潮中保存干部、培育职业革命者的基地。

湖南农民运动最发达。湖南党组织在领导工人运动的同时，也派出力量发动和领导农民运动。1923年，中共湘区委先后选派刘东轩、谢怀德回家乡衡山县岳北发动组织农民运动，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最早的农民革命组织之一——岳北农工会。大革命时期，在中共湘区委的组织领导下，湖南是全国农民运动最发达的地区。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实地考察湖南湘乡、湘潭、衡山、醴陵、长沙5县农民运动，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直接推动以湖南为中心的全国农民运动向前发展。到1927年5月，全省75个县有65个县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600万人，占全国同期900万名农民协会会员的60%，能直接领导的群众达1000多万人，占全省农民总数的一半多。中共五大通过的《土地问题议决案》指出：“现在农民运动发展阶段之中，要算两湖的为最高，尤其是湖南。”

湘籍共产党人在各地开展革命斗争表现最出色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发展中，身处各地的湘籍共产党人义无反顾地站在革命的第一线，深入工农群众，积极为党工作，表现十分突出。

在中央决策机关担当重任。湘籍共产党人积极投入革命洪流，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发展中勇担重任。党的一大选出的3人组成的中央局中有李达1人；参加党的二大代表12人中有湘籍3人，选出的5名成员组成的中央执委会中有邓中夏、蔡和森2人；参加党的三大代表33人中有湘籍7人，选出的9名中央执委会委员中有蔡和森、毛泽东、朱少连、罗章龙4人，候补执委7人中有邓中夏1人，三大设立了中央局，其5名成员中有毛泽东、蔡和森、罗章龙3人；参加党的四大代表21人中有湘籍7人，选出的9名中央执委会委员中有蔡和森、彭述之、李维汉3人，5名候补执委中有罗章龙1人，5人组成中央局中有彭述之、蔡和森2人；参加党的五大代表80人中有湘籍20人，五大设立了中央委员会，28名中央委员中有湘籍11名，11名候补委员中有湘籍5名，五大设立中央政治局，5人组成的政治局常委中有蔡和森、李维汉2人，政治局委员7人中有李维汉、蔡和森、李立三3人；中共八七会议，组成临时政治局，政治局常委5人中有李维汉、罗亦农2人，政治局委员9人中有罗亦农、李维汉、任弼时3人，政治局候补委员7人中有邓中夏、毛泽东、彭公达、李立三4人。

为北京党团组织的早期发展作出突出贡献。党的一大之后，众多湘籍共产党人积极投身李大钊领导下的北京党团组织发展工作。1921年秋成立了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4名委员中有罗章龙、李梅羹2人。到1923年，北京地委下辖4个本地党支部有3个支部书记为湘籍共产党人，邓中夏（后为罗章龙）为中共东城支部书记，缪伯英为中共西城支部书记，颜昌颐为中共西山支部书记。1923年6月成立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5名委员中有何孟雄、张昆弟2人，何孟雄为委员长。1925年9月前，还曾有朱务善、蔡和森、陈为人、何资深等担任过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党的一大之后，根据中央局要求，1921年12月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团地委”），邓中夏任书记，1922年3月贺恕接任书记，罗章龙任副书记；1923年10月，北京团地委改选，何孟雄任委员长；1925年10月，正式成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北方区执行委员会，萧子璋任书记兼组织部长。

引领全国工人运动高潮。在党领导开展的中国各地工人运动中，大批湘籍早期共产党人站在工人阶级斗争的最前列。1920年11月，李启汉、李中就深入海军江南造船所发动工人成立了上海机器工会，这是中共最早组织成立的工会，李启汉创办了最早的工人夜校——工人半日学校。1921年7月20日至8月12日，李启汉领导了上海英美烟厂工人大罢工，这是中共领导下的第一次大罢工。1921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李启汉任干事兼《劳动周刊》编辑。1922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迁往北京，邓中夏任总部主任。邓中夏、罗章龙领导了1922年8月北京长辛店大罢工和1922年10月开滦煤矿大罢工。1923年2月，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副主任的罗章龙参与领导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1925年5月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取代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刘少奇当选为执委副委员长，邓中夏、李立三当选为执委。蔡和森、刘少奇、李立三等参与领导1925年爆发的五卅运动。1925年6月邓中夏任罢工委员会中共党团书记，与李启汉等领导了持续16个月的省港大罢工。中共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与颜昌颐、贺昌等领导了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罗亦农被周恩来赞为“上海暴动的创造者”。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发挥突出作用。林伯渠利用自己在国民党中的特殊身份，向孙中山转达共产党的主张，促成陈独秀、李大钊以及共产国际等代表与孙中山的会晤，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起到重要桥梁作用。1924年1月出席国民党一大的20多名共产党员中，有湘籍的谢晋、林伯渠、李维汉、夏曦、袁达时、毛泽东、李立三等7人。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在国共合作期间共招生六期，学员总数14295人，其中湘籍学员4004人，占比28%，居全国之冠，其中涌现出蒋先云、左权、黄公略、段德昌、陈赓、许光达、陶铸、萧克等著名军事政治人才。1926年6月，以湘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叶挺独立团挺进湖南，揭开北伐战争序幕。在最早参加北伐的国民革命军6个军中，湘籍共产党人李富春、朱克靖、罗汉、林伯渠分任4个军的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在北伐军向长沙进军途中，中共湖南区委不仅发动工农群众参加带路、送信、侦察、运输等工作，还组织农民自卫军直接参战。

湘籍建党精英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考最深刻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那天起，便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具有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的湘籍建党精英，在革命的实践中，勇于面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勤于思考，善于总结，着力探寻中国革命的规律，成为早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坚骨干。

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的认识最深刻。要革命就要首先认清革命的性质、对象与任务，这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前提。1921年冬，蔡和森从法国回国后留在上海，此时他对中国革命性质和对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已有较深刻认识。1922年，他在《中国劳动运动应取的方针》中提到中国是半封建的国家。党的二大，蔡和森参加了政治宣言起草委员会。据当事者回忆，蔡和森对制定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一个重大贡献，在于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口号。1923年5月，蔡和森又著文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性质与欧美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不同，“已不是纯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事实上业已变成为国民革命（亦可称民族革命）的问题”。五卅运动之后，毛泽东指出欧美和日本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乃资产阶级一阶级的革命”“其目的是建设国家主义的国家即资产阶级阶级统治的国家”，而中国的国民革命“乃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其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这些认识成果为党后来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提供了思想条件。

对中国革命力量即无产阶级的同盟者的认识最深刻。对资产阶级，到底怎样认识和对待？毛泽东在1925年12月1日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作了深刻的论述。他指出，中产阶级对革命持有“矛盾的态度”，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所作的分析，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此时阶级斗争的实际状况，为党正确认识处理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根据。此外，对农民问题最先引起重视的是毛泽东。毛泽东在党的三大上发言，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意义。1926年，毛泽东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作出了“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的光辉论断。

对中国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认识最深刻。建党初期，对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及其重要性缺乏充分认识。刘少奇在五卅运动中已深刻认识到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重要性。1926年5月5日他在《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与职工运动方针》一文中指出：“工人阶级在五卅反帝国主义运动中牺牲为最大，主张最为急进、奋斗最能坚持，力量亦表现得非常伟大。在各种奋斗事实中，足以证明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领导地位，是确凿不移的。”1925年5月邓中夏在《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强调，“政权不是从天外飞到我们工人手中的，是要我们从实际政治斗争中去一点一滴的以至于全部的取得”“政权我们不取，资产阶级会去取的”。

对中国革命的道路的认识最深刻。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在1927年八七会议上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他批评党过去“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的偏向，痛定思痛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毛泽东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时，就注意到了农民的武装问题，在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提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他由此主张“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秋收起义之后，1928年10月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及11月《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中，进一步阐明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毛泽东1929年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1930年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两篇文章中，明确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前进方向。

湖南革命实践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贡献最突出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了重大牺牲，才找到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在探索这条新道路的奋斗中，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和湖南共产党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武装夺取政权的湖南探索。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而在武装夺取政权的具体实践中，湖南始终走在最前列。在参加南昌起义的23000人中，贺龙率领的有着“钢军”之称的第20军共7500人，是参加起义队伍中人数最多的一支，这支队伍中，尤以湖南人居多。八七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回到湖南，改组中共湖南省委。此后将近一年的时间内，共产党人在湖南高举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的旗帜，相继领导各地党组织发动上百起工农武装起义，对发展壮大革命力量，推动全国武装斗争产生了重大深远影响。而这其中，毛泽东亲自领导的秋收起义首次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下的第一支人民军队——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

党指挥枪的政治建军的湖南探索。党指挥枪是中国共产党经历血与火的斗争得出的真理，而中国共产党关于“党指挥枪”的政治建军探索，湖南始终走在前列。早在1926年，共产党员周逸群在贺龙的支持下，于常德澧县文庙开办国民革命军第9军第1师政治讲习所，开设的课程中，就有《社会主义大纲》《资本论入门》《世界革命史》《哥达纲领批判》等内容，讲习所共培训2000多名学员，后来构成了南昌起义的主力。毛泽东在领导军事斗争开展土地革命的过程中，强调重视党对军队、对“枪杆子”的领导，1927年9月，他领导三湾改编，创造性地提出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为实现党对军队的领导奠定了组织基础。10月15日，他在炎陵水口镇桥头江家亲自主持陈士榘、赖毅等6名新党员的入党仪式，成为了真正把“支部建在连上”付诸实践的开端。从此，工农革命军的各个连队普遍建立了党的支部，实践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农村包围城市、民主政权建设的湖南探索。八七会议后，党中央准备让毛泽东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却回答：我不愿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事实上，在大革命失败的危急关头，毛泽东提出“上山”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思想基础，也是党的工作重心转变的起点。在领导秋收起义攻打长沙失利后，毛泽东在浏阳文家市里仁学校主持召开会议。会上，毛泽东正确分析了形势，主张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部队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经过激烈的争论和毛泽东的耐心说服，会议决定暂时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沿湘赣边界向南转移，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1927年11月28日，毛泽东亲手缔造的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在湖南的东南部成立，这是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一次伟大实践。

湖南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发展所做出的开创性贡献，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浓墨重彩的篇章，是激励我们在新时代大力实施“三高四新”战略、奋力建设现代化新湖南的强大精神力量。

（作者系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