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天辟地大事变”中的湖南行动——略谈中共创建的湖南贡献

有人说，一部中国近代史，半部是由湖南人写成的。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此时此刻当我们重温党的历史的时候，作为传承了革命先辈、先驱、先烈红色基因的湖南人，不仅会看到党的百年光辉历程中无以数计的群星灿烂其间，而且也会说，是湖南“毛蔡寄庐”提出建党主张，成立新民学会，最早发出“建党先声”，立起“主义”这面“旗子”，湖南为党的创建起到了基础性的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湖南人率先睁眼看世界

湖南是一块神奇的土地，湖南人血性刚毅、笃实无我、忧乐天下，敢为人先。早在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当帝国主义用大炮轰开中国大门而清政府还懵懂于外事之际，隆回的魏源第一个“睁眼看世界”，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编写《海国图志》，开一代风气之先。到1898年湖南浏阳人谭嗣同、唐才常积极参与戊戌维新，血染京城。特别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濂溪一脉”激起的“大江东去”“湘水余波”，骤然使得“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想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西方的先进思想的传入，使得颇有“盆地意识”且显“保守”的湖南人，眼界大开，思想大变，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一篇又一篇史诗般的雄文华章。

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派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开始了近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的觉醒。而就在这个时候，湖南的一些资产阶级革命家如陈天华、黄兴、宋教仁等继之而起。1903年，留学日本的新化人陈天华撰写了《猛回头》和《警世钟》两本通俗读物，指出清政府就是“洋人的朝廷”，所以，要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就必须反对清朝政府的统治。1902年，常德人赵必振在上海翻译出版了日本辛德秋水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1903年又翻译出版了日本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等，比较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赵必振因此被后人称为“中国译介马克思第一人”。1903年8月，长沙人章士钊，在上海的《国民日报》发刊词中明确写道“国者，民之集合体也”，从这宗旨出发猛烈抨击封建君主专制，断言“这种君主制度是不合时代发展潮流的，一定要被共和制度所取代”。

西方先进思想的传入，对以后的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影响很大，特别是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五四运动的爆发，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也促使许多有着不同经历的先进分子，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思考，通过不同的途径，逐步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双峰人蔡和森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就“猛看猛译”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1920年7月就主张“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来改造中国与世界”，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湖南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应首推毛泽东。毛泽东几上北京，在李大钊的直接影响下，发表征友启事，寻找“真同志”、成立“新民学会”，主编《湘江评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特别是在北京和上海的那段时间里，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1920年夏天，他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实际的革命行动中，都认为“自己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这些湖南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主张和实践活动足以说明，西方先进思想的传入和影响，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准备了干部队伍。

湖南人在辛亥革命中发挥大作用得以大觉醒

应该说，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前期爆发的辛亥革命是有着密切关联的。1903年，由湖南留日学生黄兴、陈天华、刘揆一等发起，在长沙建立了两湖地区第一个反清革命团体华兴会，有成员500多人。华兴会成立后，立即着手策划于1904年8月在长沙发动起义。起义虽因计划泄密而遭失败，却是实践革命方略的最初尝试，被誉为“中国内地革命之先声”。1905年8月20日，兴中会与华兴会等革命团体正式合并组成中国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参加同盟会筹备的共有79人，其中湖南20人；起草章程的有8人，湖南3人，这3人即黄兴、陈天华、宋教仁，并在其中起主导作用。同盟会成立之初，在日本东京入会的有17省的863人，其中湖南157人，居各省之首。1907年至1911年，在孙中山、黄兴等人的领导下，同盟会发动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1911年4月27日，黄兴亲自领导了震惊中外的“黄花岗之役”。1911年10月10日，湖南澧县人蒋翊武组织指挥的武昌起义爆发，黄兴到达汉口后被看作“天将下凡”，当晚被推举为革命总司令，亲自指挥了武汉保卫战。武昌起义一举成功，各省纷纷响应，宣布脱离清王朝，湖南成为全国第一个响应武昌起义的省份。1911年10月22日，湖南浏阳人焦达峰和陈作新在长沙发动新军起义，成立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随即组织四批共8000人支援鄂军，援助处在危急中的武昌新政权。1911年12月29日，齐聚南京的各省代表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告退位，结束了清王朝268年的封建统治。1912年2月14日，为了实现“南北议和”，孙中山向参议院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并于3月10日就职。但是就在1915年12月，袁世凯悍然称帝上演了一幕复辟帝制的丑剧，辛亥革命遭到失败。

辛亥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引起人们的反思：近代以后，中华民族的屡屡抗争，为何总是失败？大家认识到要改造中国，还需要进行思想启蒙，只有这样，才能使国人觉醒，进而起来革新社会，改造中国。最早倡导思想启蒙的陈独秀，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发起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被称为“湖南反封建勇士”的长沙人易白沙，从1915年起不断在《新青年》撰文，宣扬民主科学，大声疾呼反对封建主义的文化思想，提出“真理以辩论为明，学术由竞争而起”，为刚刚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摇旗呐喊。黎锦熙、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等则在长沙创办宏文图书社，“选择东西洋报章杂志”包括“欧美日本最正之思潮”的图书，为民众服务，以求“刷新社会”。与《新青年》同年同月面世的湖南《大公报》，一大批进步人士撰文强烈反对袁世凯复辟封建帝制，积极主张民主共和。在湖南倡导新文化运动“首屈一指”的杨昌济，则认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思想，并主张用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去“唤起国民之自觉”。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宣布“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使民主共和观念渐入人心，大大促进了中国民众对新思想的推崇。特别是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宣传与鼓动下，湖南学生界思想非常活跃，湖南人民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得以不断觉醒。

但是，辛亥革命没有从根本上打碎封建军阀和官僚的国家机器，也没有动摇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所以，辛亥革命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也没有完成，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在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中国社会陷入了军阀混战的局面。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湖南的近代工业在曲折中不断发展，湖南的工人阶级队伍也在斗争中不断壮大，工人的自发斗争也不断出现高潮，各种罢工斗争在全省各地时有发生。随着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广泛传播，促使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不得不思考，为什么此时工人斗争总是归于失败？因为此时的工人阶级虽然觉得自己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但没有提出工人整体的阶级利益和奋斗目标，还不是一个自为的阶级。广大的工人渴望和呼唤有一个工人阶级自己的用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来领导，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进一步相结合，为湖南党组织的产生提供了极其有利的前提条件。

“毛蔡寄庐”发出“建党先声”

人们在谈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时候，更多提及的是陈望道翻译了《共产党宣言》，是同为“最早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南陈北李”。但建党的准备工作是多方面的，我们也不能忘记西方先进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传播，不能忘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的影响以及列宁领导下的共产国际的帮助，因为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所以，在“南陈北李”以外，还要铭记湖南的毛泽东和蔡和森，是他们提出建党主张，组织新民学会发出“建党先声”，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基本的思想理论支撑和坚实的组织基础。

蔡和森的建党思想集中体现在1920年8月至9月16日给毛泽东的信中。毛泽东早期的建党思想也集中体现在1920年12月1日至1921年1月21日给蔡和森的信中。蔡和森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接连给国内的毛泽东写了11封信。其中1920年8月13日给毛泽东的信中说：“从事社会改造，我以为先要组织共产党，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在信中，蔡和森认为“现在就要准备”并提议派人到苏俄去学习十月革命的经验。他还告诉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人，说“我在这里业已酝酿组织”，准备联络在法的新民学会、少年中国学会、工学励进会（即工学世界社）、劳动学会、勤工俭学学会的会友们讨论这个问题，并注重“无产阶级专政与国际色彩两点”。他希望毛泽东“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你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并“潜在进行”，建议“中国于二年内须成立一个主义明确、方法的当、和俄一致的党”。

1920年9月16日，蔡和森再次给毛泽东、何叔衡等人写信，补充他的建议。在信中，他不仅系统地介绍了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与考茨基、伯恩施坦篡权后的第二国际的区别，还重点阐述了列宁的建党纲领，即“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Soviets（布尔什维克）”，同时介绍了布尔什维克“极严格”的入党条件，断定自俄国革命成功以来，世界革命运动的方向就是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中国的社会革命，一定不能免的”。在信中，蔡和森重申：“我认为党的组织是很重要的”。总之，在这些信中，蔡和森不仅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建党思想、建党纲领、党员条件以及建党步骤等诸多建党的一系列光辉思想和具体要求设定，而且还第一次完整提出了“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在和蔡和森通信时，在总结发动开展湖南自治运动、总结俄国十月革命之所以成功和五四运动之所以震惊中外时，认为在于“有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有时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毛泽东说，“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因为无产的不安，而发生共产的要求，已经成为了一种事实。事实是当前的，是不能消灭的，是知了就要行的”“因此，我觉得俄国的革命，和各国急进派共产党人数目日见其多，组织日见其强，只是自然的结果”“必将普及于全世界”。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给毛泽东写信说，“俄社会革命的出发点是唯物史观”“社会主义必须之方法：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我是极端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对此，毛泽东在1921年1月21日给蔡和森的复信中明确表示：“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还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动摇”，并说“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由上观之，湖南“毛蔡”二人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早在建党之前就具有共同的建党思想，也正是“毛蔡”在岳麓山下租住在“沩痴寄庐”期间萌生、后来在书信中阐发的建党思想以及组织的新民学会，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起到了有力的引导和推动作用，提供了丰富的坚实的政治背景条件或者说成为“建党先声”。当然，光有思想理论上的主张和“先声”还是不行的，而必须是“知了就要行的”。

蔡和森和毛泽东不仅是1913年就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相识相交的志同道合的同窗好友，而且都是新民学会的发起人。新民学会成立后的第一项活动就是发起湖南留法勤工俭学，而蔡和森又是实施新民学会“向外发展”而组织留法勤工俭学的主要倡导者，认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应尽力进行”。1918年6月，蔡和森亲自上北京，动员有志青年进入留法预备班学习培训，并写信给毛泽东，建议“将青年界全体煽动，空全省之学子以来京”。与此同时，蔡和森还通过各种关系，和有关人员商议留法勤工俭学事宜，还积极投身五四爱国运动，千方百计筹措留法勤工俭学款物，结果得到很多组织的“借款”“贷款”“公款”，同时“私人接济者亦多”。

经过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人的广泛宣传发动和努力工作，1920年2月，蔡和森率时年已有54岁的母亲葛健豪、妹妹蔡畅及女友向警予等到达法国蒙达尔尼，并于3月8日给家中写信，希望阿姐、良姐也来法国勤工俭学，还要姐姐问问何叔衡能否一同来法。总之，蔡和森迫切希望有志青年乃至年长者都能去法国勤工俭学。从1915年5月至1920年12月，湖南青年分13批赴法勤工俭学，共360名，约占全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1600人的近四分之一。全国留法女生60名，湖南占40名。新民学会70余名会员中，赴法勤工俭学的有18名。这些学生都是“真心求学，实意做事”“多具远大之兴趣，有即知即行不顾危险之性”的青年精英，后来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成为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重要传播者和践行者。在法期间，蔡和森如饥似渴地阅读上百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籍，废寝忘食“猛看猛译”，在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将一批先进分子引向崇尚马克思主义的方向；曾三次领导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革命斗争，成为杰出的学生运动领袖；还与周恩来、赵世炎等同志一起组织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并筹组中国共产党旅欧早期组织，是“法国支部的创始人”之一。蔡和森虽然当时没有参加共产党，也没有参加党的一大，直到1921年12月回国后不久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的建党思想和主张以及组党活动，足以使他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对于和蔡和森志同道合，并于1920年5月在法国蒙达尔尼正式结为夫妻的“向蔡同盟”的向警予，毛泽东说：“她是我党唯一的女创始人。”

也就在建党前期的这段时间里，毛泽东以他独有的天才般的视野、智慧、激情和胆略，不仅为党的创建贡献了宝贵的思想理论指导，而且本着“知了就要行的”原则，在1918年4月14日，发起组织成立新民学会；8月，为组织湖南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受到李大钊等人的影响和帮助，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想。1919年4月，辗转上海回到长沙，5月，支持响应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不但是一次空前的反帝爱国运动，同时也是一次彻底的反对封建文化的新文化运动，标志着新民主主义的伟大开端。1920年五六月间，在上海会见陈独秀，讨论读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问题等；8月初，与易礼容等在长沙成立文化书社，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11月，与何叔衡等组织长沙共产主义小组；12月1日，在长沙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1月，在长沙潮宗街文化书社召开新民学会会员代表大会，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新民学会应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共同目的，并赞成用“俄式”方法改造中国。由于毛泽东等人一系列的革命活动，在湖南“注重事功”，并“都要存一个‘向外发展’的志”的湘籍马克思主义者人才群体基本形成，为党的创建奠定了坚实可靠的思想组织基础，为成就“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建党的初步工作中湖南走在前列

1926年，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的报告中，用较大的篇幅专门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背景”。他说，“我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我们绝对不会把一个政党的产生当作是脑筋中幻想出来的或是几个学者塑造出来的。一个政党的发生，必有其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背景”“我们每一个同志每一个党员对于党的产生的背景统统是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深刻的了解的”。对此，蔡和森在报告中“兹简单的分五项说明之”。这“五项”分别是：“中国产业的发展”“自然的罢工运动”“‘五四’运动与上海的罢工”“十月革命的影响与先进分子的形成”“党的形成及其初步的工作”。

蔡和森所说明的“五项”背景情况，湖南是走在前面的。对于湖南“产业的发展”，1895年至1904年，湖南约有6000名产业工人；1905年至1913年，湖南产业工人达到99789人；1914年至1918年，湖南工矿业大发展，产业工人队伍也进一步扩大，其中矿业156500人，工业6500人，交通9100人。至1921年产业工人增加到174273人。可见，在建党之前，湖南产业已有较大的发展，也已经形成了一支较有力量的产业工人队伍。

对于“自然的罢工运动”，1910年春，湖南工人们处在饥荒之中，长沙工人为生计与巡警搏斗，4月14日火烧巡抚衙门及美、英、日在长领事馆等。辛亥革命后，一些归国侨工、技工、工校学生开始组织工人团体。1911年5月，长沙、株洲一万多名粤汉铁路筑路工人参加“爱国保路”运动；1913年1月，长沙染工700多人集体举行同盟罢工。从1912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湖南工人的自发斗争进入高潮，发生较大规模的罢工约有20多次，其中较为著名的有：1913年5月，长沙和丰火柴公司700多人为增加工资举行罢工；1913年到1919年，安源煤矿工人先后罢工四次；1915年5月，长沙11个码头800余名工人举行罢工；1917年4月，常宁水口山铅锌矿5000余名工人举行罢工；1918年6月，长沙人力车夫近3000人举行罢工；1920年11月21日，长沙8000多人集合在长沙教育会坪，共同庆祝湖南第一个真正意义的劳工团体即湖南劳工会的诞生。

对于“五四运动”，湖南宝庆文化书社创始人匡互生“火烧赵家楼”，功不可没。1919年4月，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长沙，领导新民学会开展活动，号召新民学会会员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经验，注意北京、上海学生动向。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和留在省内的新民学会会员、教育界、新闻界的人士紧密联系，交流见解、发动各界支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长沙学生大量散发毛泽东亲自起草的热情奔放的传单，高举“誓死争回青岛”的旗帜举行游行示威。5月9日，湖南《大公报》披露北京五四运动的详细情况，激起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5月14日，毛泽东与省教育会各位干事、各校校长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协争青岛问题”，郑重声明“倘我代表擅行签字，国民死不承认”，同时致电北京军阀政府，要求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卖国贼的职务；此后，衡阳、郴州、永州、常德等地也发出了“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通电。5月下旬，北京学生湖南宜章人邓中夏回到长沙，与毛泽东在楚怡小学开会，决议尽快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5月28日，湖南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其宗旨为：“爱护国家、服务社会、研究学术、促进文明”，成立大会上决议6月3日在全省举行学生罢课。6月3日当天，在长沙参加游行的有第一师范、湘雅、长郡、明德、楚怡、周南女校、省立一中、湘乡和宁乡驻省中学等20余所学校。刘少奇参加游行示威后，又赶赴北京，参加北京的学生运动。而任弼时则同湘阴的同学回到家乡，在塾塘乡等地进行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宣传。此后，湖南各校学生纷纷走上街头，没收日货，提倡国货一时形成高潮。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湖南一批早已觉醒的先进分子，在革命的实践中，深感要改造社会，必须把民众组织起来，并投身到实际的斗争行动中去。于是在五四运动中，湖南学联于7月9日发起成立湖南各界联合会，这个组织是继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各界联合会成立后的第五个具有反帝反封建统一性质的群众组织。自此以后，湖南学联、湖南各界联合会积极投入了反对封建军阀、驱逐军阀张敬尧的“驱张”运动。

至于在“党的形成及其初步的工作”方面，新民学会成立之初，虽然基本会员只有13人，但随着影响的扩大，后来会员发展到78人，其中有41人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该组织成立后即成为湖南在五四运动中的“开路先锋”“核心组织”，并为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组织学生360人，以至发展为“一个组织严密、有政治抱负的革命团体”，被誉为“中国共产主义的胚胎”。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主编《湘江评论》，创办文化书社，呼唤冲决一切罗网，解放思想，研究各种新思潮，寻求真理；主张“民众大联合”，认为“民众联合的力量是最强”的；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与尊孔复古派决裂；歌颂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坚信“必将普及于全世界”。《湘江评论》被查封后，毛泽东又办了《新湖南》《大公报》《女界钟》等。1919年6月，毛泽东与湖南教育界、新闻界密切交往，组织进步校长、知名教师、新闻记者成立健学会，“以输入世界新思潮，共同研究，摘要传播为宗旨”。此时，皖系军阀、湖南督军张敬尧在查封《湘江评论》的同时，又强行解散湖南学生联合会。张敬尧有四兄弟：分别为张敬尧、张敬舜、张敬禹、张敬汤。1919年12月3日下午，毛泽东在周南女校召集新民学会会员大会，指出：“尧舜禹汤、虎豹豺狼”“张毒不除，湖南无望”，决议以新民学会为核心，发动开展“驱张”运动。据统计，参加驱张运动的新民学会58名会员，后来参加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共有46名，其中共产党员有21人。湖南的“驱张”运动及稍后开展的“湖南自治运动”，应该是五四运动在湖南的深入发展，是“民众大联合”思想的伟大实践，为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广泛传播，为党的早期组织在湖南的创建，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长沙的建立，培养了一大批先进的革命分子，准备了一大批领导骨干，他们在建党的初步工作中，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党的建立创造了极为出色的背景条件。

湖南为党的一大作出了特殊贡献

由于湖南具有规模较大的马克思主义人才群体。在北京、上海等地党组织相继成立后，陈独秀和李达直接与毛泽东联系，请他负责建立长沙的共产党组织。

1920年10月的某一天，在没有口号、没有宣誓，惟有信仰的情况下，受陈独秀的委托，毛泽东负责集合何叔衡、贺民范、易礼容、彭璜、陈子博等6人成立了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据说长沙早期共产党组织的成立“极其隐蔽”，其成立的具体时间、地点、名称、组成人员及其办公场所，时至今日仍然没有见到具体的文字材料，且当时进行的所有活动也都没有以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名义，而是以群众团体、公开合法机构以及个人名义去领导或参与的。

在党创建前，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8人发起，在上海法租界渔阳里2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的组织，并推举陈独秀为书记。1920年10月，在李大钊的直接指导下，以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会为基础成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920年底，正式更名为共产党北京支部。1920年秋到1921年春，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等在广州，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1920年秋，在日本的周佛海、施存统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1921年春，由周恩来、赵世炎、张申府等发起在法国巴黎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所有成立的这些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其名称当时并不统一，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叫“共产党支部”，有的叫“共产党小组”，后来又统称为“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商议，认为应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由上海党组织向全国各地发出召开中共一大的信件。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根据“信件”要求共选出12位代表，分别为：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以及旅日留学生周佛海。另外，包惠僧受陈独秀派遣，出席了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

这次会议原计划于1921年6月底召开，但因各地代表抵达上海的时间不一，直到1921年7月23日的夜晚才开幕。大会曾休会两天，其间，组织专人起草有关文件。到7月30日晚，大会举行第六次会议，大约晚8点时分刚要宣布开会时，会场突然闯进一个穿灰布长衫的人。李汉俊发现后，即问找谁？那人答：找社联王主席，走错了。对此大家都没在意。李汉俊将情况翻译给马林，马林一听立刻说：暴露了，赶紧转移！据李汉俊回忆，此后仅十几分钟，法国巡捕就冲进来搜查了一番。李汉俊对他们说是北大教授在这里商量编现代丛书的问题。所幸写字台抽屉内的党纲没有被发现。

由于代表们的行踪受到监视，会议已经无法在上海继续进行。此时，一直参与大会后勤保障、负责中共一大会场工作的李达夫人王会悟向正在商量另找会场的李达、张国焘等人建议：如果在上海找不到合适的地点，可以去离她家乡浙江乌镇不远的嘉兴南湖以游湖的形式继续开会。嘉兴离上海不远，有火车直达，只需要一个多小时车程。代表们都表示同意，随即商定到嘉兴继续开会。王会悟则立即与家乡的人联系，并赶到嘉兴做准备，先在城里的鸳湖旅社订了两间房子，作为代表的歇脚之处，并在旅社租了一条游湖画舫拟作会场，还准备了一桌饭菜。出席最后一天会议的代表分两批乘坐火车到达嘉兴，王会悟亲自接站，并带领他们从狮子汇渡口登上渡船到湖心岛，最后转到由王会悟预订的画舫红船上。王会悟后来回忆说：开会时“我坐在前舱放哨”。红船上的这次会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决定设立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为中央临时领导机构，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为中央委员，李大钊、周佛海为候补中央委员，陈独秀出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李达负责宣传。就是嘉兴南湖红船上的这次会议，最终成就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留下了中国共产党永恒的“初心”和神圣的使命。

一大代表中有4名湘籍代表，王会悟虽然不是湖南人也不是代表，但她从筹备党的一大开始，就为会议的召开配合自己的丈夫李达做了许多极为重要的工作，特别是在党的一大召开期间，当代表行踪受到监视、会议中途停开以后，她又积极建议、劳碌奔波，成为一大召开的“具体安排者”，对于王会悟这位女性精英为党的一大召开所作的特殊贡献应该予以充分肯定。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湖南人作出了重要贡献。

成立全国最早的省级地方党组织

党的一大结束后，1921年9月，陈独秀辞去在国民党广东政府所担任的职务，从广州回到上海。11月，陈独秀以中央局书记的名义签发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通告对当时党、团组织的发展、工人运动以及宣传出版工作提出了具体的计划和要求。

毛泽东开完一大回到湖南后，按照中央局的通告要求，在湖南积极发展党团组织，全力组织长沙铁路工会。就在这期间，根据《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规定：“有5名党员的地方可建立地方组织；……超过10人者，应该设立支部委员会，设书记、组织、宣传各一人……”而到1921年10月，长沙党的早期组织成员已达10人以上，毛泽东认为建立中共湖南支部的条件已经成熟。

1921年10月“一个秋凉的日子”，在长沙城外的协操坪旁边的公共墓地里，毛泽东、何叔衡、陈子博、易礼容、彭平之等人一起讨论组建湖南共产党支部的问题。大家认为，湖南党组织的情况完全符合中央局的要求和党纲的规定，就这样，“湖南的共产党组织就正式成立了”，且一致同意定名为“中共湖南支部”，推选毛泽东为书记，何叔衡、易礼容为委员。这个中共湖南支部是全国成立最早的省级地方党组织，也是中共第一个省级支部。由于中共湖南支部成立的这一天，正值中华民国十年十月十日，所以，毛泽东等人常称这一天为“三十节”，并以此作为中共湖南支部成立纪念日。

中共湖南支部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支部成员以及早期党组织的诸位成员，深入各学校、工厂、报社等单位，和一些先进分子交朋友，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后来又到安源、衡阳等地慎重地发展党员。从创建党的早期组织开始，他们就采取三步走的方式积极发展新党员，即第一步组织进步团体；第二步把进步团体中的先进分子发展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第三步再从优秀团员中吸收一部分成熟的同志加入共产党。在宣传工作方面，中共湖南支部根据中共中央局的要求，发动群众，举行游行示威，反对美、英、日等帝国主义召开的分赃会议；召开纪念会，发送纪念册，纪念马克思、李卜克内西等，发表《共产主义与中国》《共产主义与俄国》等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积极想办法，创办织布厂，用以解决活动经费不足的问题。

中共湖南支部初创时，毛泽东住在船山学社内。这是一个公共活动场所，不便于党的秘密工作。此时，毛泽东与杨开慧、易礼容与许文煊都已结婚成家，也需要一个住处。于是通过易礼容岳父的介绍，毛泽东以湖南第一师范附小教员的身份，租下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22号一栋青砖黑瓦木板隔墙的小平房，清静安全，是从事秘密工作的好地方。中共湖南支部成立后，毛泽东和易礼容都搬到这里居住。毛泽东在这里撰写文章、思考工作、会见同志，主持中共湖南支部的全面工作。清水塘22号这栋小平房也就成了中共湖南省委的第一个办公场所。

1921年11月，毛泽东参加中共中央局扩大会议后，回到湖南即按中央局的要求，组建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担任分部主任，并按照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计划，组织工会，大力开展工人运动。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不仅注意在长沙、在湖南开展工运，还亲自去安源调查研究，了解工人情况，帮助成立工人补习学校、工人夜校，发展党团员，成立中共安源支部，筹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等。夏曦、郭亮、陈昌、夏明翰、蒋先云、毛泽民、黄静源、杨开慧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入党的。安源煤矿和株萍铁路是拥有产业工人13000余人、另有失业工人4000余人的长江以南的最大路矿，被毛泽东、李立三等共产党员发动起来了，他们成立了捍卫工人自己利益的组织。安源煤矿的举动为各地工会组织的建立树立了榜样，湖南的湘潭锰矿、常宁水口山铅锌矿以及长沙的企业、行业工人纷纷效仿，积极组织工会，开展活动。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决定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他亲自起草《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书写“湖南自修大学”校名，并于1921年8月16日悬挂在船山学社大门口，宣告湖南自修大学的成立。1922年9月，湖南自修大学附设了补习学校。自修大学的校友，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至1923年3月前后，合计约有30余名。附设补习学校，初办时有陈赓、贺尔康、毛泽覃、高文华、张琼等114人，结束时有补习班3个、初中班1个，共计200余人，培养了一大批党的骨干人才。1923年11月10日，赵恒惕军政府以“该校所倡学说不正，有碍治安”为由，强行封闭了湖南自修大学及附设补习学校。然而也就在1923年11月20日，毛泽东、何叔衡等创办了继承湖南自修大学革命精神的湘江学校，原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的师生，除一部分转入柳直荀主办的协均中学外，其余大部分进入湘江学校。

同时，中共湖南支部的工运工作也是从改造湖南劳工会入手的。湖南劳工会是1920年11月21日成立的，工会领导黄爱、庞人铨是立志献身劳工事业的革命青年。1921年12月15日，受中共湖南支部委托，黄爱、庞人铨组织长沙市工人9000余人在省教育会坪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抗议美日等帝国主义在华盛顿召开的瓜分中国的太平洋会议。这次反对太平洋会议的游行示威集会活动，是湖南劳工会写下的最光辉的一页。据共产党员、《民治报》记者彭粹夫报道：工人们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我们的朋友在俄国、世界是工人阶级的世界等口号，“他们那种震天惊地，掀波撼岳的高叫，实在很可以表现湖南人民的刚毅伟大的精神啊！”陈独秀后来在总结全国反太平洋会议的游行示威活动时说：除上海外，以长沙工人最强烈！

1922年5月，湖南的党组织“已有3个分支部、2个小组，30余名党员，5个团的地方执行委员会，领导2个产业工会，另有几个手工业行会，还有独具特色的湖南自修大学及附设补习学校”。如此这些，已经完全符合中央局关于建立“区执行委员会”规定的各项条件。经中共中央局批准，在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湖南成立了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简称“湘区委”），由毛泽东任委员长（中共四大后，改称书记），委员有何叔衡、易礼容、李立三、郭亮，刘少奇则从1923年4月至1925年3月担任过委员。湘区委机关仍然设在小吴门外的清水塘22号。此时，杨开慧及母亲也从老家板仓来此协助毛泽东从事中共湘区委员会开展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如著名的安源煤矿工人罢工、水口山工人大罢工等，使湘区委成为当时中国革命运动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党的三大工作报告曾经指出：“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今天，我们党已经走过了从弱小、苦难到辉煌、强大的百年光辉历程。百年华诞，百年奋斗，百年辉煌，百年正青春。作为湖南人，我们为此感到无比自豪和无上荣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我们坚信，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中，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就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