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学者智　善学者强　善学者胜（下）

学习贵在进入化境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化境”就是“极其高超的境界”。这个境界，是一个学懂弄通、融会贯通、触类旁通的境界，是一个消化、深化、转化的境界。

通过消化学习内容进入化境。衡量学习成效，关键是看消化了多少内容，吸取了多少精髓。要始终坚持“要精、要管用”的原则，防止贪多求全、囫囵吞枣、不求甚解，真正把书本的知识变成灵活的知识，把抽象的理论变成通晓的理论，把别人的思想变成自己的思想。马克思一生博览群书，为了最大限度地消化内容，坚持作读书摘要。他曾作了5本“人类学笔记”，摘要中夹杂着许多本人的议论，或补充、或质疑、或总结、或反驳，充满了创造性思考、分析和判断，其中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后来被恩格斯充分利用写成《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被称为《资本论》出版以来最重要的社会主义文献。列宁一生坚持作摘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写下《哲学笔记》《关于帝国主义笔记》《马克思主义论国家》，在后两部笔记的基础上，写成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国家与革命》两部名著，深化、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

通过深化学习内容进入化境。善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以与时俱进的理论勇气，力求突破前人的观点，发展前人的思想。马克思一度醉心于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但费尔巴哈在打破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后，停留在半路上，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后来，马克思批判了他的唯心主义思想，深化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1845年春写出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提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著名论断，被恩格斯誉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恩格斯也没有在马克思已经达到的思想高度停步，而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原理，对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进行了彻底清算，1886年初写出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部光辉著作，用辩证唯物主义结束了旧的自然哲学，用历史唯物主义结束了旧的历史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系统阐述，提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一著名论断。列宁总是与时俱进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不断加以深化和发展。他对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提出的“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在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展的革命”的论断，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理论，并在十月革命胜利的实践中得到充分印证。由此，毛泽东同志得出一个结论：“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越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通过转化学习内容进入化境。转化的过程，是一个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的过程。转化的结果，就是把学习的东西转化为认识问题的科学方法，转化为解决问题的思想武器，转化为做好工作的高超本领。1944年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同志读了郭沫若的史学论文《甲申三百年祭》，非常赞赏这篇文章，把它当作整风学习的重要文件，在致郭沫若的信中说：“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5年后，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将这一重要思想正式转化为告诫全党的“两个务必”。陈云在延安时期就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后来得出“学好哲学，终生受用”的结论，在长期实践中，逐步转化为“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思想方法和“交换、比较、反复”的工作方法，成为做好领导工作的秘诀。

学习贵在增长智慧

列夫·托尔斯泰讲过：“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学益智”，就是告诫我们通过读书学习，找到一把开启智慧的钥匙。

问题导向的学习才出智慧。1935年2月5日，就是遵义会议召开20天之后，周恩来找到博古说：“蒋介石文武双全，知识面广，又有政治手段，中国革命要打倒蒋介石，我们必须要找一个比他强的人领导。我考虑了很久，这个人是毛泽东。”毛泽东同志的学习，始终坚持问题导向，有的放矢地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红军时期，毛泽东针对大革命的失败，重点学习了列宁的《两种策略》《“左”派幼稚病》以及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读这些书，使毛泽东同志在众声喧哗中涵养了内功和见识，实现了思想升华。他将《两种策略》送给彭德怀，并附信说：“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就不会犯错误。”到了陕北，毛泽东同志学习的重点，一是军事，二是哲学。他后来回忆说：“到陕北，我看了八本军事书。”同时，他学习了7种哲学书籍，并写了大量批语。他的主要目的，是占领思想制高点，揭示教条主义者为什么屡犯“左”倾错误的症结。通过深入学习，他先后写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集中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的经验教训，彰显了解决中国革命战争实际问题的高超智慧。毛泽东同志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

注重应用的学习才出智慧。毛泽东同志没有上过一天军校，始终坚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坚持实践出真知，凭借高超的战略智慧，最终战胜了强大的对手。抗战时期，毛泽东同志发表《论持久战》。吴玉章在回忆录中讲：“《论持久战》的发表，使毛泽东赢得了全党同志发自内心的、五体投地的赞许、佩服甚至崇拜，从而最终确立了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和崇高威望。”白崇禧对这篇著作极为赞赏，把其中的精髓归纳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两句话，向蒋介石作了转述，蒋介石十分赞成，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战略智慧发挥得淋漓尽致。1947年12月25日，他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总结提出“十大军事原则”，凝聚了克敌制胜的伟大战略智慧。他巧妙地指挥三大战役，从战略决战的布局到战略决战的方向，从战略决战的重点到战略决战的指挥，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体现了高超的战略智慧，可谓“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

反思教训的学习才出智慧。恩格斯讲过：“无论从哪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毛泽东同志讲过：“《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栽了跟头，遭到失败，受过压迫，这才懂得并能够写出些东西来。”当年的延安整风，中央专门成立了思想方法学习小组，毛泽东同志担任组长，明确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他亲自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作为延安整风的思想动员；主持编辑了历史文献集《六大以来》发给大家，作为延安整风的思想武器。几个月的大学习，为1万多名干部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奠定了坚实基础。1941年9月前后，毛泽东写了5万字的长文《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关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对我党历史上9个“左”倾文件进行了系统批驳，深刻反思和总结我们党这段历史犯“左”倾错误而遭受重大失败的教训，以启迪后人，真正成为吃一堑长一智的“血的著作”。

学习贵在提升境界

儒家经典《大学》开头就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意思是说，学习的至高境界，就是弘扬德性，变革人心，达到至善。我国著名哲学家冯友兰把人生分为四个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他说：“生活在道德境界的是贤人，生活在天地境界的是圣人。”学习要提升的境界，就是要超越自然境界、功利境界，升华到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成为贤人、圣人。

学以立德是首要。学以立德，行稳致远。德不配位，必有灾殃。中国古人把“立德、立功、立言”称为“三不朽”，“立德”排在最前面。上海交通大学原校长唐文治先生讲：“欲成学问，当为第一等学问；欲成事业，当为第一等事业；欲成人才，当为第一等人才。而欲成第一等学问、事业、人才，必先砥砺第一等品行。”毛泽东青年时代创立的新民学会，就是精选品行良好的学友组织起来的团体，以“砥砺品行，研究学术”为宗旨，把“砥砺品行”放在首位，追求第一流品行与第一流学问相统一。美国著名思想家富兰克林学识渊博，年轻时就特别注重学以立德，专门制定了13条道德修养要则，每天都反省自己的过失，每年进行4次对照检查。美国总统华盛顿对他给予了崇高的赞美之词：“我所崇敬的人有三个，一是富兰克林，二是富兰克林，最后还是富兰克林。”居里夫人两度荣获诺贝尔奖，是一位德技双馨的科学大师。1935年11月23日，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的600多字悼词中，只用30多个字谈她的科学功绩，其他都用来赞扬她的高尚品德。他讲：“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哪怕只要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

学以立志是根本。古人讲，力胜者可以举大器，智胜者可以断大事，志胜者可以适大愿。这个“志”就是信仰。有了这个“志”，才会像明朝理学家王阳明讲的那样“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毛泽东在学生时代读了《世界英雄豪杰传》，书中画了许多圈点，圈得最多的是华盛顿、拿破仑、林肯、彼得大帝的传记。从此，他立天下之大志，秉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开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寻求改造中国的出路。中国革命的胜利，靠的是一大批怀有大志的仁人志士，舍生取义，杀身成仁。革命先烈何功伟在狱中给父亲的信中写道：“苟义之所在，纵刀锯斧钺加诸颈项，父母兄弟环泣于前，此心亦万不可动，此志亦万不可移。”今天，我们学以立志，就要像革命先烈那样，立义无反顾之志，立坚如磐石之志，立大义凛然之志，立视死如归之志。一个人只有立下了这样的志，才能在精神上永远屹立不倒。

学以立心是本源。宋代理学家张载讲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写过一篇文章《心之力》，受到杨昌济先生的称赞。他立心的本源，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920年，他在给罗章龙的信中讲：“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1936年，他对美国记者斯诺讲过：“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之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周恩来少年时就立下一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之心。1917年夏，他从南开中学毕业后去日本留学时，写下“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的诗句，表达了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强烈愿望。归国之后，他写信对觉悟社的社友讲：“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2019年3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出访欧洲会见意大利众议长菲科时，表达了一颗对人民“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赤诚之心。这既是庄严的宣示，也是深刻的昭示。我们学以立心，就是要立一颗公而忘私之心，立一颗无私奉献之心，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心，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