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人尚朴实崇廉俭

湖南人长期被谑称为“骡子”，或被鄙称为“蛮子”，面子上确实有些难看，但这样的谑称和鄙称根本伤不透湖南人皮实的自尊心。湖南人质朴无华，既是地理使然，民风使然，也是湘籍先贤们持续倡导、不断因袭使然。“朴实”之延伸则为“廉俭”，湖南人在这方面的表现可谓超预期。

陶澍喜欢“开诚布公，秉直而行”，常说“接人办事老实为妙”，他讨厌奸巧小人弄权术，耍心机，遂赋七言诗《蜘蛛》，以示不屑：“机关暗里巧藏神，欲吐仍茹伺隙频。费尽心丝多少力，网罗原不算经纶。”陶澍居清守廉，为官三十余载，口碑极好，其座右铭是：“要半文不值半文，莫道人无知者；办一事须了一事，如此心乃安然。”他还在诗歌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禄仕岂为身，时清期报国。古人语功名，首在敦廉洁。……行矣勉为之，当生吾党色。”道光五年（1825）夏，陶澍抵达苏州，接任江苏巡抚。姑苏城素称富丽之地，陶澍作诗自警道：“满目繁华转增惕，谘诹期与素风敦。”君子自反而求，总须小心翼翼，尽可能避开隐蔽的陷阱。陶澍去世后，淮商感戴其清德，共集赙四万两白银，他们徘徊于公馆门外，不敢贸然送达，便请托陶澍的幕僚陈銮代为进献。“夫人问：‘吾夫子受尔辈金乎？’皆曰：‘未也。’夫人曰：‘是，不可以死后污吾夫子。’却不受。”黄德芬夫人维护陶澍的清廉形象，断然拒绝淮商的巨额赙金，家风清正，难得啊！淮商大为感动，此事在江南江北迅速传为美谈。“士大夫在清贫时，尚知仗义，惜廉耻；而始一为官，反不知足，转而贪婪失节。究其中之故，往往是妻子累其心。陶公则以一己之清正，率家人皆重廉德。”世人的赞叹，陶澍在九泉之下无从听闻，但他的清德已然留存在人间的公共记忆里，不会轻易澌灭。

曾国藩自诩为“血诚儒者”，始终贯彻实事求是的精神，“治军行政务求蹈实，或筹议稍迂，成功转奇；发端至难，取效甚远”。廉俭不易保持，他自为表率，教诲子弟从不放松。咸丰九年（1859）秋，曾国藩郑重叮咛九弟曾国荃：“银钱一事，取与均宜谨慎斟酌。今日闻林文忠三子分家，各得六千串。督抚二十年，真不可及！”曾国藩向前辈林则徐看齐，用养廉银周济贫苦学者和书生是常事，但他有一个挥金如土的九弟，这就使得他言及廉俭时，总有点放不开。左宗棠自律甚严，长期将养廉银资助公益事业，家用只占很小的份额。及至暮年主持分家，四个儿子每户五千两。左宗棠最敬重前辈林则徐，在分家这件事情上他也乐意效法，连银钱的数额都大致相同。

胡林翼到贵州履任前，辞别先人墓庐，跪地焚香发誓：“苟有以一钱肥家者，神明殛之！”他在家书中告诫诸弟，唯勤俭可以持家，若长期游手好闲，吃惯、穿惯、用惯，就会沦为一无是处的惰民。胡林翼任湖北巡抚时，七叔墨溪公求他寄钱回家，他的答复颇为耿直：“我必无钱寄归也，莫望莫望。我非无钱，又并非巡抚之无钱，我有钱，须做流传百年之好事，或培植人才，或追崇先祖，断不至自谋家计也。”

常言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古人早有名训：“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古人讲求将略，有儒将、大将、才将、战将之分别。近人讲求练兵，其法有四：练器，练胆，练耳目，练心。胡林翼以儒生领兵，首重选将，他说：“将材难得，上驷之选，未易猝求。但得朴勇之士，相与讲明大义，不为虚矫之气、夸大之词所中伤，而缓急即云可恃。”朴勇之士值得信赖，这样的将领不玩权术，不耍花招，言出必果，令出必从，平时、危时皆可倚重。曾国藩也有同感，他总结道：“楚军之所以耐久者，亦由于办事结实，敦朴之气未尽浇散。若奏报浮伪，不特畏遐迩之指摘，亦恐坏桑梓之风气。”世间惟朴者能诚，亦惟诚者能实，名将蔡锷雅重“诚实”，而憎恶“虚伪”，他的点评可谓极此而言之：“吾国人心，断送于‘伪’之一字。吾国人心之伪，足以断送国家及其种族而有余。……惟诚可以破天下之伪，惟实可以破天下之虚。”

刘坤一起家儒素，不改俭朴之风。他巡抚江西十年，总督两广五年，总督两江前后十六年，所到之处轻车简从，峻拒馈遗。刘坤一督粤时兼领海关事务，羡余二十余万，悉数归公。部议移奖子弟，辞而不受。

刘锦棠是左宗棠最欣赏的大将，收复新疆，功勋最高。他曾感叹道：“吾将兵三十年，卤获无虑巨万，家无余财，谁实信之？吾身后乃知耳。”及至他病逝之后，“家人发其笥箧，所存赐物数事，奏牍丛残而已。归乡俭约，庐舍萧然，不知为达官贵人”。刘锦棠是首任新疆巡抚，居然不积私财，生前无人肯信，死后天下晓然。

有时候，积私财亦不妨为廉俭。在谭延闿笔下，湘籍学问家皮锡瑞很可敬：“长髯披拂，垂首闭目，而谈娓娓不倦，难无不答，问无不知，今安得复见此人哉！”有一次，谭延闿去拜访皮锡瑞，当天后者正好买屋，检点银物，封识显示都是以前书院礼聘他的聘金，“历年久，未尝一启，其廉俭不苟可敬，其拙于生事，抑可知也”，聘金多年未开封，这个典型细节将一位俭朴书生的形象勾勒得鲜明生动。

魏源更注重崇俭的可操作性，他说：“俭，美德也，禁奢崇俭，美政也；然可以励上，不可以律下；可以训贫，不可以规富。”诚然，自古以来，奢、俭从未有过统一标准，穷人的奢侈在富人眼里算不上真奢侈，富人的节俭在穷人眼里也算不上真节俭，所谓的“度”又往往因年代、地域而迥异。古人崇俭，多半强调的是精神上的自律，不挥霍与不放纵确实有其关联性。晚清时期，湘军征战四方，将士得益于长年的财富积累，奢侈的风尚逐渐形成，提倡节俭变得更加急迫和紧要。

谭嗣同是近代维新派中突出的重商主义者，他折服于西方社会的消费观念，特别反对俭德，认为“俭至于极，莫如禽兽”，惟有通商互市、自由贸易、开发资源、提升产能、鼓励消费才是王道。谭嗣同著《仁学》，质疑崇俭。曾国藩关注德行，谭嗣同关注经济，各自的侧重点不同，理路自然也就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