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求：中国愿望（一）

问答中国③

四条街道的“密码”

问：读懂中国，人们最先想要弄清楚的，是中国人到底想要什么，追求什么；是什么样的驱动力，让中国人如此发奋地改变自己的面貌。

答：了解中国想要什么，先要知道中国不想要什么。人们要回答的不是一道逻辑题，而是一道历史题。中国人今天想要什么，是因为近代历史曾经告诉中国，不能有什么，应该避免什么，在走向未来的行程中应该追求什么。

问：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西方人常常谈自己的今天和明天，中国人总喜欢从昨天开始，从近代以来的遭遇说起。

答：中国人很敬畏历史。许多时候，他不是从理念来推导未来，而是习惯于从曾经经历的事情和陷入的处境中来推导未来。今天会怎样，不是因为“昨天之后注定会有个今天”，而是靠你在昨天经历了什么遭遇，积累了什么经验来决定的。

中国人不是无缘无故地喜欢谈论近代历史，而是因为近代以来的遭遇，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沉淀为中国人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的基本参照，成为他们“不想要什么”的理由，“想要什么”的动力。

就说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人们是怎样梦想中国的。

直到今天，人们还习惯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称为新中国。“新中国”这个称谓是怎样来的呢？1888年，康有为慨叹：中国看来是要亡了，既救之不得，又不忍坐视不顾，怎么办呢？我真想乘船去海外居住发展，比如，去“经营殖民地巴西，以为新中国。”

“新中国”毕竟只能建在自己的土地上，而且，很早就有人充满热情地去想象和描绘。康有为的学生，著名政论家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了一篇政治幻想小说，叫《新中国未来记》，里面描述了60年后的中国模样。

对“新中国”构想得更加仔细的，是一位叫陆士谔的上海老中医。他在1910年也发表一篇幻想小说，名字就叫《新中国》。小说的主人公酒醉后梦游未来，发现未来的新中国收回了帝国列强设立的“租界”，上海的工人们过上小康日子，不少有钱人把自己的金银细软搬到船上运往外国投资。作者还写到上海有了地铁，有一座铁桥跨过黄浦江通向浦东，而浦东到处都在“辟地造屋”。

这些在今天做到的事情，竟然在100多年前就被这位小说家“梦想”到了，无意中，把“新中国”想象成为实现历史愿望的应许之地。

小说家为什么会在一百多年前“梦想”新中国？因为当时的中国实在是跌落到了谷底。他们看到的和遭遇的，是1900年的八国联军打入北京，是清王朝政府的统治危机四伏，无药可救。为摆脱旧中国的厄运，他们要梦想未来。

这些梦想的本质，就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李大钊在当时提出的诉求：实现“中华民族之复活”，今天我们称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受李大钊影响的毛泽东，当时提出一个气魄更大的诉求：“改变中国和世界”。果然，今天的中国，迎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问：这些诉求，或许就是中国“想要什么”的愿望，但还不是很具体。

答：如果没有具体的步骤，再宏大的愿望也实现不了。我们还可以从今天司空见惯的一些现象中，来体会一下中国人具体想要什么。你到过中国不少城市，想必你会发现许多城市都有一些相同名称的街道。

问：倒也是的。我在好几个城市里都碰到叫“北京路”的街道。有一次，我在上海顺着西藏中路走着，一拐弯，就到了北京西路，当时感到很好奇，也很困惑，上海的街道为什么叫“北京路”。

答：这还不是最典型的。中国城市的街道名称，重复率最高的有四个：中山路、解放路、人民路和建设路。为什么这四种路名的存在感最强？它们潜藏着中国人想要什么的“密码”。

“中山路”，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一些城市为纪念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设立的，有告慰中华民国“国父”的意思。

“解放路”，主要指代1949年左右人民解放军攻占各个城市的时候，部队入城经过的街道，它们大多处于比较繁华的市区。

“建设路”，大多源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各个城市大搞工业化建设的时代风气。像四川成都、河南洛阳的建设路，便得名于一些大型工程项目与工厂企业沿路而建。

“人民路”，表达的是摒弃旧的社会风俗，迎接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

江苏苏州的人民路最有意思。这条街道先后叫“三元坊”“护龙街”“中正街”。叫“三元坊”，是为了纪念苏州在清朝出现的第一位“连中三元”的大才子。叫“护龙街”，是因为清朝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巡视苏州，苏州的官员曾经在这条街上集体拜迎。抗日战争胜利后，“护龙街”改名为“中正街”，因为当时的国民党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字“中正”。1952年，苏州这条重要的南北大动脉，决定与封建社会、民国时期的社会元素说再见，改名为“人民路”，宣告城市的主人是人民。

这些街道名称，沉淀着几代人的历史愿望和价值诉求。

“中山路”要表达的，是对孙中山领导民主革命，推翻封建王朝，创建共和国的纪念。“解放路”要表达的是，1949年的巨变，让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了。“建设路”则表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主要历史任务，就是搞现代化建设。“人民路”表达的是，人民是新中国的主人。

问：从普通的街道名称，读出这些内涵，听起来确实有趣。但西方国家似乎并不习惯这样来阅读。

答：这样阅读，属于回到历史常识。只有了解中国的近代历史，才能真正理解今天的中国，最不想要什么，最想要什么。

中国曾经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在以自我为中心的状态中生存了几千年。1840年走入近代历史，突然遭遇由强而弱的巨大落差。

西方近代的历史是从两件事情开始的：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前者把人从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后者是让解放出来的人通过环球航行，把自己的愿望和意志扩张到整个世界。为此，西方创造了征服世界的先进工具——工业文明。这就奠定了近代西方“想要什么”的心态：我想要的，能够得到；按我的模样塑造世界，可以做到。

中国比欧洲晚了几百年才走进近代历史，也是从两件事情开始的。

一件事叫“花瓶的碎落”。尽管19世纪前期中国创造的财富仍然占到整个世界的20%以上，但封建社会的统治方式和社会生产方式，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发展潮流。当时的中国，就像一个古老易碎的青瓷花瓶，看起来硕大精美，却经不起外部世界哪怕轻轻的一击。从1840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远道而来的西方“客人”，毫不客气地对中国实行野心勃勃的征服和掠夺。

再一件事叫“悲情地追赶”。过去中国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帝国的衰落，突然把它推向一个茫然不知所措的世界洼地。唯一能做的，就是想方设法追赶世界发展潮流。于是，充满悲情地向西方学习，不断交出昂贵的学费，希望能换取“真经”。

“花瓶的碎落”，让中国人经历了各种苦难，从而明白他们最不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悲情地追赶”，让中国人竭力奋起，从而明白他们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从“最不想要的”到“最想要的”

问：近代中国，到底告诉你们不想要什么和想要什么？

答：最不想要的有三样东西：混乱失序、屈辱压迫、贫穷愚昧。与此相应，最想要的也是三样东西：统一稳定、平等自主、富裕文明。

摆脱“最不想要”的，实现“最想要的”，合起来，就是“中国愿望”。

这三大愿望，像是昨天发来的三个“通知”，每一个“通知”既是诉求，又是使命。由于近代以来中西方发展水平落差太大，人们对这三个诉求，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敏感和强烈；实现使命的过程，也显得格外曲折和剧烈。

问：先说说摆脱混乱失序，追求统一稳定的愿望。

答：从1840年到1949年，在一百多年的时间中，中国长期处于战乱之中。看起来是大一统的国家，实际上已经是一盘散沙。人口虽然多达4.5亿，比当时欧洲的人口总和还要多，但控制中央政权的统治者缺少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全社会缺少凝聚力，极度混乱，由此让国家失去许多尊严和自信。

1911年推翻清王朝政府，建立中华民国。但各地却由军阀把持，没法统一和稳定，人们看不到扭转混乱局面的希望。

从1912年到1949年，中华民国这个国号在大陆叫了38年。1928年之前的17年间，控制北京中央政权的军阀首领，像走马灯一样不停地变换。出任过总统或国家首脑的有7个人，当过政府总理的有26个人。政府内阁变动次数就更多了，据不完全统计有47次，其中最长的存在17个月，最短的只有两天。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地方政权，经常是大大小小的“土皇帝”之间纷争不已，都是靠枪杆子说话。

国民党1928年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却分成许多派系，相互之间时常兵戎相见。统治山西近30年的军阀阎锡山，特意把山西境内的火车铁轨修得窄一些，为的是防止外省势力的侵入。四川军阀多如牛毛，大的占一二十个县，小的占几个县。每个“占地为王”的军阀，为了证明自己的势力，都要各搞一套“大而全”的东西。比如，除了中央政府有自己的海陆空三军体系外，割据东北、广东的军阀，也有自成体系的海陆空部队，连只拥有四川十几个县的一个军阀，也自称海陆空三军司令，只是因为他购买了几架飞机。

乱局带来的，不光是国家政治、经济秩序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无法维持稳定，无数老百姓更不得安身立命，到处流离失所。打了14年的抗日战争，导致3000多万人的死亡，其间，黄河决口，就有几十万人葬身鱼腹，480多万人倾家荡产，上千万人无家可归。

民国时期，通货膨胀到什么程度？说出来都吓人一跳。100元法币，在1937年能买两头牛，1941年能买一头猪，1943年能买一只鸡，1945年能买一条鱼，1946年能买一个鸡蛋，到1949年5月，只能买0.00245粒大米。

也就是说，如果以1937年为标准，国民政府印发的纸币，到1945年6月上涨了2133倍，1948年8月是725万倍，新中国成立前夕是31667万倍。有个形象的说法，在1949年初的上海，你需要挑一担钞票才能到饭馆里去买一碗面条来吃。

问：这样的乱局，很有些像今天人们说的“失败国家”。

答：为了扭转混乱局面，中国人做了很多努力。前面说的那位政论家梁启超，1902年梦想“新中国”的时候，还提出“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意在增强社会的凝聚力，走出自在散乱的状态，联合成一个自觉群体，进而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

打个比方。人们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在伦敦的白金汉宫、纽约的时代广场、巴黎的凯旋门，悠闲散步、匆匆路过或漫无目的地参观，这时候，他们是同一个空间下各有心事的“自在体”。如果有人突然大喊一声，“地震了”“有炸弹”，这些各有心事的“自在体”，便成为一个有心理共振的“自觉群体”，他们接受的信息和夺路逃生的反应，便趋于一致。

形成“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愿望，对解决一盘散沙的乱局，就起了这种猛喝一声的作用，从而使统一和稳定，成为人们最想要的东西。

1949年，中国共产党实现大陆地区的统一。20世纪末以“一国两制”的和平方式，让香港和澳门跨过漫漫长夜，回到祖国的怀抱。现在，就只剩下台湾了。今天的中国人觉得，将来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会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重大标志。

近代乱局还“通知”中国人，没有稳定，就没有一切。所以，新中国不搞联邦制，而是统一的单一制国家，强调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集中统一领导，把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社会的和谐、人民的安居乐业，看得格外重要。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甚至还说过一句名言：“稳定压倒一切”。中国政府的治国理政，由此形成改革、发展、稳定这样一个“三脚架”。没有稳定，再好的改革思路，再好的发展思路，都无从谈起。

问：谈谈摆脱屈辱压迫，追求平等自主的愿望。

答：近代中国人所受的屈辱压迫，主要有内外两个方面。来自外部的，有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压迫；来自内部的，有封建和半封建统治者对人民大众的剥削压迫。

追求平等自主的愿望，相应的也有两个方面，一是建立独立自主的国家，同世界各国平等相处；二是实现国内各种人群在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平等关系。

问：有些像政治宣传，能说得具体一些吗？

答：先说来自外部的屈辱和压迫。

至今，人们还能从一些老照片中，看到这样一些中国人形象：穿着长袍马褂，脑后拖着辫子；或斜躺在床上，手里捧着长长的烟枪；或拉着洋车奔跑，双眼却显得迷茫。

西方人还用电影摄影机拍下一段“大变活人”的魔术资料。在这影像中，“变”出来的西方人，个个威武雄壮；最后“变”出来的是一个留着小辫子的中国侏儒，刚一出现在舞台上，就受到此前“变”出来的那些西方人戏弄和殴打。

毛泽东同志说过，在近代以来的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抗日战争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

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后，迫使中国和他们签订的条约中，要中国向八个国家赔偿白银4.5亿两，理由是这个国家有4.5亿人口，必须人人有份。所有中国人在屈辱和压迫面前，都不能置身事外。

除了香港、澳门被长期租占外，一些国家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青岛等地，建立起脱离中国主权的“租界”，甚至长期驻扎军队，其军舰或商船享有中国内河航运的特权。

让人惊讶的是，从1853年起，连最直接体现国家主权的中国海关大权，也一直掌握在外国人手中。一个叫赫德的英国人担任中国海关的总税务司长达48年。1927年，担任上海江海关税务司的英国人梅乐和，搬到上海海关大楼办公时，曾用他戴的钻石戒指在窗户玻璃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以示“不朽”。

中国已经不是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1949年以前，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就是说，主权是不完整的。

中国一直尝试着收回丧失掉的国家主权、废除不平等条约。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属于战胜国阵营的中国，提出把战败国德国在山东半岛的权益收回来。这个可怜的诉求，被英、美、法三国主导的“巴黎和会”拒绝了，山东半岛的权益反而被转给了日本。人们的痛苦和绝望，真是到了顶点。

你知道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去世时的临终愿望是什么吗？“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诉求是多么的朴实，希望世界上有“平等待我之民族”，希望国家不分强弱、大小能够平等相处，希望中国能够成为国际大家庭中的平等成员。

讲述这些过去的事情，不是“记仇”，而是说，中国人对恃强凌弱的不平等国家关系，有着非同一般的经历和感受。

中国人终于明白一个道理，只有自己站起来，才可能有平等地位。这就可以理解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为什么要说“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句话，在人们心灵深处，唤起强烈共鸣。“站立起来”，不是说高人一头，其实质是平等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1949年以后，新中国的内政外交，始终把独立、自主、安全、尊严摆在突出位置，始终把“和平”“主权”“平等”这些理所应当的交往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生命线”。70多年来，中国和西方之间发生的许多故事，中国对外部势力干预自己的内部事务那样敏感、那样反感，都与维护这条“生命线”有关。

问：你的意思是，中国人想要的，就是独立自主地去做自己的事情，不对别人指手画脚，也希望别人不要对自己做的事情指手画脚？

答：平等的国际关系，确实应该这样。

问：再谈谈近代中国人遭遇的来自内部的压迫和不平等。

答：毛泽东同志说“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既指消除外部压迫，实现民族独立，也指摆脱内部压迫，实现人民解放。

我们把旧中国看成是一个半封建国家，意思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因素有所发展，1911年还推倒了封建制度，建立起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完全意义上的封建社会是不存在了。但是，民族资本一直受到外国资本和国内封建经济的双重挤压，发展缓慢。在政治上形成的人数不多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受到挤压，始终成不了大气候。

更主要的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包括受地主盘剥的农民，在工厂里做工的工人，在封建军阀队伍里讨生活的下层士兵，在传统礼教压迫下挣扎着过日子的女性等，在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社会关系上受歧视，他们占人口的绝大多数。

农民在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有一个典型例子。

20世纪20、30年代，四川省拥有一个军以上的实力的军阀有8股。他们各自向其管辖的地区收税，收税之多到了什么程度？田颂尧的二十九军，1935年已预征田赋到1978年；邓锡侯的二十八军，1935年已预征田赋到1991年。更匪夷所思的是，湖南省慈利县，1931年，田赋已预征到2017年。这样的盘剥和欺压，可谓是天下奇闻。

如此境遇，自然成为中国人最不想要的东西。

新中国成立后，结束了这种压迫状态，重建了社会秩序。主张官员和群众之间，不同社会职业之间，男人和女人之间，社会地位一律平等。

平等，也就意味着民主。

费孝通教授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发表文章说：“我很早就听见过这民主两个字……但是究竟怎样才算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呢？我不明白。”他参加了北京召开的各界代表会议，一进会场，看到的是“穿制服的，穿工装的，穿短衫的，穿旗袍的，穿西服的，穿长袍的，还有一位戴瓜皮帽的——这许多一望而知不同的人物”，大家聚集在一起发表政治意见。费孝通由衷感慨：“最近这6天，我上了一课民主课，所得到的多过于过去的5年，甚至30多年。”

不光是费孝通有如此感慨。民主建国会的领导人黄炎培，在1949年最后一天发表文章说：“一九四九年是每一个人抬头的第一年，是群众抬头的第一年，今后我们做人，不可以不认识人，不可以不认识群众。”“从这里起，人的生命宝贵起来了，人的生活被重视起来了。”

“抬头”和“人的生活被重视起来”，就是当时人们理解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的含义。

平等和民主，目的是让国家成为人民的国家。

什么叫人民的国家？新中国的名称叫“人民共和国”，国体叫“人民民主专政”，政体即国家权力机构是“人民代表大会”，政权叫“人民政府”，军队叫“人民解放军”，国家机器叫“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公安”，公共部门叫“人民铁道”“人民邮政”，学校老师叫“人民教师”，看病的地方叫“人民医院”，作家们办的刊物叫“人民文学”，中央银行叫“人民银行”，连使用的货币，也叫“人民币”。

为什么都有“人民”二字？那是真心实意地要实现社会关系的平等，并且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让“人的生活被重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