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 | 英国的人道与美国

人道在英国像自由在法国一样，现在已经成了政治商人的一种输出品了。我们回想起，有一年，沙皇尼古拉曾命令自己的兵士鞭打波兰妇女，而帕麦斯顿勋爵则认为某些议员对这件事情表示道义上的愤慨“与政治无关”。我们回想起，大约10年前，伊奥尼亚群岛发生叛乱，该地的英国总督利用这个机会下命令鞭打了不少的希腊妇女。那时，当政的帕麦斯顿和他的辉格党同僚们说：可以这样做。仅在几年以前，在议会里还根据官方的文件证明，印度的收税官对莱特的妻室采取了难以细说的十分丑恶的强迫手段。不错，帕麦斯顿及其同僚没有敢为这些丑恶的事辩护，但是，如果有一个外国政府敢于公开对这些英国人的丑行表示愤慨，而且毫不含糊地暗示帕麦斯顿及其同僚如不立即否定印度的收税官的行为，它就要进行干涉，那他们该会发出怎样的一阵叫嚷。然而，英国贵族和他们的大臣们却非常热心地监督正在进行战争的美国北方人的“人道”，比监察官卡托监督罗马公民的德行更为热心！

新奥尔良的女士，黄皮美人，俗不可耐地用珠宝装饰着，除了不活生生吃掉自己的奴隶以外完全和古代墨西哥人的妻子一样——就是这些女士，这一次（上一次是查理斯顿的港口）成了英国贵族们炫示他们的人道的借口。郎卡郡正在挨饿的英国妇女（不过她们既不是女士，也没有占有奴隶）直到现在还没有在一次议会演说中被荣幸地提到过；爱尔兰的妇女由于绿色艾林的小块租佃土地日益加剧的集中化而半裸着身体流落街头，走到哪里被哪里驱逐，就像鞑靼人洗劫了她们的家乡一样，她们的哭声直到现在只从上院、下院和女王陛下的政府那里唤起了唯一的一声回响——关于绝对的土地所有权的说教。但这里是新奥尔良的女士们！这，确实应当另作别论。这些女士们很有教养，所以不会像奥林帕斯山上的女神们那样参加扰攘的战事，也不会像萨贡的妇女们那样纵身跳入烈火堆中，她们发明了一种新颖而又安全的表现英雄主义的方式，这种方式只能由女奴隶主发明，而且，还得在这样的地方来发明，在这地方的居民中，自由人这一部分由以开小店为职业的人以及贩买棉花、糖或烟草的商人们所组成，他们不像古代的公民一样自己拥有奴隶。当这些女士们的丈夫从新奥尔良逃走，或者爬进她们的马桶间躲藏起来的时候，她们就冲到街上来，向胜利的联邦军队的脸上吐唾沫，伸舌头，或者普普通通学靡菲斯特斐勒司的样子，一面做“不雅观的姿势”，一面破口辱骂。这些泼妇们以为她们可以撒野而“不受惩罚”。

这就是她们的英雄主义。巴特勒将军出了一个布告，警告她们说，如果她们仍然像荡妇那样不自检束，就要用对待荡妇的办法来对待她们。巴特勒虽然有法律家的才能，但是看来他并没有好好地研究过英国的成文法。否则，他一定会仿效在卡斯尔里时期强加于爱尔兰的法律，根本禁止她们在街上出现。巴特勒对新奥尔良“女士们”的警告，引起了卡纳尔文伯爵、约·华尔希爵士（此人在爱尔兰曾经扮演非常可笑可憎的角色）、以及一年以前就要求承认南部同盟的格雷哥里先生如此严重的不满，结果，这位伯爵在上院，这位骑士和这位“名上无衔”的人在下院，都质问政府，问它打算对被蹂躏的“人道”采取什么步骤。罗素和帕麦斯顿把巴特勒大骂一场，他们两人都表示相信，华盛顿政府会否定巴特勒的行为；而心肠软到十分的帕麦斯顿——他曾经背着女王，也不告诉他的同僚，完全出于“人道的”赞美之情而承认了1851年的十二月波拿巴政变，当时有一些“女士”被枪杀，另一些则被朱阿夫兵强奸——就是这位心肠软到十分的子爵，直截了当地把巴特勒的警告称为“可耻的事情”。可不是吗，这些女士，而且还是占有奴隶的女士，竟然不能不受惩罚地向普通联邦军士兵——农夫、手艺人等等下贱东西发泄一下她们的狂怒和愤恨！这真是“可耻的事情”！

这种人道滑稽剧在此间公众中欺骗不了任何人。它的目的一部分在于挑起，一部分在于支持主张干涉、首先是由法国进行干涉的情绪。果然，在最初的戏剧表情做过以后，上下两院的这些卫护人道的骑士们像听到口令一样一齐丢开了他们的动人的假面具。他们的慷慨陈词只不过是这样一个质询的前奏：法国皇帝是否已向英国政府建议实行仲裁，这个建议是否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已为英国政府所同意和接受。这时，罗素和帕麦斯顿两人宣称，他们对这样的建议毫无所知。罗素宣称，他认为现在非常不宜于实行任何仲裁。帕麦斯顿更为谨慎与保留，仅仅说英国政府目前无意实行仲裁。

计划是这样的：在英国议会休会期间，法国将扮演仲裁者的角色，到秋天，如果墨西哥的局面稳定了，它就开始干涉行动。美国战场上的沉寂又使圣詹姆斯宫和土伊勒里宫的做干涉买卖的人从麻木状态中苏醒过来。这个沉寂本身，乃是北部军事指挥方面的战略错误所产生的结果。如果肯塔基的军团在田纳西奏捷之后不醉心于向南沿密西西比河直下，而是迅速向乔治亚的铁路中心挺进，那么，路透社之流现在是不能拿“干涉”和“仲裁”的传言做投机勾当的。不管怎样，欧洲希望得最热切的事情，莫过于让波拿巴政变的法国作一番尝试，去“恢复美国的秩序”，同时也在这个国家里“拯救文明”了。

此文载于1862年6月20日奥地利维也纳《新闻报》第168号，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5卷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