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中国道路（三）

问答中国10

这条路兑现了一个承诺

问：对那些需要别人帮助才能改变命运的人，比如贫困人口，中国道路有什么具体措施帮助他们？

答：世界上有贫困，就有不稳定。一个国家混乱和衰落的原因有很多，但关键因素不外是社会两极分化，矛盾不可调和。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解开旧中国留下的这个死结。

中国花力气最大，最受人民欢迎的事情，是扶贫脱贫。口号是“全面小康路上一个也不能少”。

这是中国道路的拓路者对历史的一项郑重承诺。

为了兑现这个承诺，政府连续几轮制定和实施大规模扶贫计划。中国道路进入新时代后，又探索出更多精准有效的扶贫脱贫办法。

先是要知道“扶持谁”。

各地组织基层干部进村入户，摸清导致贫困的原因，为每户贫困人口建立相应的档案，量身定做帮扶措施。扶贫干部还要根据工作进展，时常更新电脑档案，再经过研究分析，考虑是否调整帮扶办法。这并不容易，谁真穷，谁假穷，有没有隐瞒收入，实在是一项浩大的社会工程。除了中国，不知道有哪些国家，愿意而且能够花这样的力气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是明确“谁来扶”。

本地干部自然要担当扶贫的主角。中央甚至规定，在贫困县没有脱贫之前，贫困县的县委书记和县长不能调动工作。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都被指定一个贫困县作为帮扶对象，并且要派专人到贫困村去担任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全国累计选派300多万名驻贫困村的干部。为了拍摄一部纪录片，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库恩曾经和这些驻村干部接触过。他说：“最令我吃惊的是，这些年轻驻村干部，有些刚结婚，有些孩子还小，我初以为他们也就在贫困村待几周或数月，实际上他们都会待满两年。他们常常住在一个泥草房里，只有一个煤气灶做饭。这些聪明又有抱负的年轻人对扶贫贡献很大。”

比较富裕的东部省市还被要求对口支援贫困人口比较多的西部省区。对口支援不是做表面文章，有相应的责任义务。宁夏回族自治区在福建省的帮助下，专门设立了一个“闽（福建）宁（宁夏）镇”，安置从不适宜人类居住区域迁来的4万多名贫困人口。现在，“闽宁镇”已经成为产业兴旺的经济技术开发区。

国家还动员一些有实力的企业，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对口支援贫困乡村，利用贫困乡村的资源投资办企业。

最关键的是“怎么扶”。

办法是分类施策。诸如，利用贫困地区的特色资源，投资建立一些工厂，或开发成旅游景区，解决贫困人口的就业；把那些居住条件恶劣、没有发展余地的贫困人口，搬迁到县城或条件较好的乡镇居住；一些生态环境很好，又不能搞开发建设的地方，从国家财政中拿出钱来就地补偿，选聘一些贫困人口就地担任生态护林员；通过教育培训，提高贫困人口的就业能力；对那些丧失劳动能力或因病致贫的人口，最终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和医疗救助，用社会福利来“兜底”。

2017年11月，我曾到湖南省平江县做过扶贫调研。这个县在2014年确定的贫困人口是15.4万。在县城附近一个叫洪家塅的地方，我们看了正在建设的用于易地搬迁扶贫的建设工地，一共盖了9栋18层的高楼，可安置1932户贫困家庭，每户只要交1万元即可入住。周围的商品房成本价是每平方米4000多元，即使买套50平方米的住房，也要20万元。贫困搬迁户入住以后，原来在村里承包的土地，仍然保留承包权，但可以转包给其他人，获取一份收入。到县城居住后，县里各部门都会对口组织一些职业技能培训，帮助他们在县城找到工作。

在平江县农村，我们还参观了杨林街村一个叫“欢乐果世界”的扶贫企业现场。山上种有砂梨、小樱桃、桃、枣等水果和油茶，供城里人到农村采摘观赏。这家企业从当地农户手中转包山地，每年给农户一些钱，同时从当地贫困户中聘用15个人来负责园林种植。2015年至2016年，当地农户年均收入最高的达55306元，最低的也有8655元。

问：那些被帮扶的贫困户就无所作为吗？

答：增加收入，改善生活，脱离贫困户行列，最终还是要靠自己的奋斗和努力。

2017年，河北张家口市蔚县草沟堡乡白庄子村有个叫白余的68岁农民，因为一场大病成为了贫困户。村委会安排他作护林员的工作，每年有3500元的收入。但白余没有安于现状，他从亲戚朋友处筹借一些资金购养了几头母牛，新生的小牛犊每年能卖1万多元钱。村里的种植业引进了新品种，销路很好，他原来承包的5亩地，也就有了不错的收入。

2019年5月30日，白余给村党支部书记写了封退出贫困户的申请书，里面说：“本人白余，承蒙你们的爱心帮助，我现在的经济收入和家庭情况多有好转，达到丰衣足食。因此我申请自愿退出贫困户和护林员，不再给国家和村委会增加一些不必要负担。希望各级领导批准我的申请。”

当然，确实也有贫困户没有作为，等着别人来帮助自己。2019年，人们从手机上看到一个视频，云南省普洱市镇沅县扶贫女干部李波，批评一些贫困户：“每家进去就是房子不修理、路不修理，房子漏雨，嘴巴张开就叫。幸福不是张嘴要来的，不是手伸开要来的，不是在家跷着脚等来的。”

这段视频引发比较多的社会反映。扶贫干部李波的话有些刺耳，但在网上却收获不少好评。大家觉得，这些刺耳的“大白话”，其实是真正为贫困户着想，只有心中牵挂贫困户才说得出来。扶贫干部想方设法激励贫困户靠双手奋斗去追求幸福是可以理解的。扶贫的真谛，是“帮一把，牵着走一步”，不是一切包揽。

问：有两个问题。在中国，什么样的情况算是贫困人口？什么样的情况算是脱离了贫困？应该有个量化标准。

答：标准是动态的，根据全社会的发展水平来定。比如，2001年的贫困标准，是人均年收入不足865元，按此标准，当时的贫困人口有9400多万。到2011年，贫困标准则提升到2300元，按此标准，当时的贫困人口增加到1.22亿。

脱离贫困的标准，也逐步提升。2020年的脱贫标准是人均收入4000元，折算成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0000元。实际上，中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12588元。这个标准超过2015年世界银行定义的人均每天1.9美元。

除了经济收入，还有一些软性标准，不为吃饭穿衣发愁，保障孩子接受义务教育，享受基本医疗服务，拥有安全住房，喝上干净的水等。这些标准，和中国的发展水平是适应的。

2020年，中国贫困人口，全部脱掉了长期以来的戴在头上的那顶“贫困”帽子。走中国道路，兑现了对历史的郑重承诺。

在消除绝对贫困之后，以后要解决的是相对贫困问题，健全农村低收入人口的常态化帮扶机制，目标是实现乡村振兴。

问：具体描述一下农村贫困户脱贫之后的生活面貌。

答：安徽省金寨县的大湾村，地处大别山腹地，曾是国家级贫困县的重点贫困村。2020年4月正式退出贫困村行列。

这年年底，15岁的南非姑娘瑞贝卡·尼什和爸爸肖恩一起，开车从合肥出发去大湾村，200多公里的路程3个小时就到了。肖恩说：“我以为一路上会很颠簸，没想到旅途会这么顺利。”来到借宿的村民家中，瑞贝卡发现屋子里有空调、电视机和抽水马桶，又试探着问了一下Wi-Fi密码，竟然也有。

女主人告诉肖恩，她家曾是全村最困难的贫困户之一，两年前依靠当地银行的几笔小额贷款，又向亲戚朋友借了些钱，把自己的房屋重新装修，挂起了民宿旅馆的招牌来接待游客。旅馆接待厅里，还代卖各种山货土特产。如今欠款已经还清，生活美了起来。

在清华大学读硕士研究生的津巴布韦留学生乌俊杰，从北京出发，高铁直通金寨县，再转个巴士，直接来到了大湾村小学。六年级的孩子告诉他，将来想去清华、北大，或者去海外上学；有的说长大想当医生或女企业家。乌俊杰感慨地说：贫困的本质是选择权受到限制，“孩子们5年前还盼望着去一趟省会城市，如今却梦想着出国看世界，这很能说明是真正脱贫了。”

同样从北京来的马来西亚籍的媒体人植国民，则到了大湾村的卫生室。工作人员告诉他，这里的贫困户的医药费可报销90%以上，同时，任何人感染上了新冠肺炎，医药费都是全免的。让植国民印象深刻的是一个从外地打工回来的“80后”年轻人，他带着村里很多老人一起养蜂致富，还得到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支持，建成了智慧蜂场，生产的百花蜂蜜刚刚获得一项业内大赛的金奖。

问：扶贫、减贫、脱贫，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难题。像中国这样，集中各方面资源，采取如此细密的办法，实属罕见。

答：这是由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本质决定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先后让7.7亿人口摆脱贫困，完成全世界70%以上的减贫任务，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关减贫目标。世界银行行长金墉2017年10月12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行秋季年会新闻发布会上说，全球极端贫困人口比重，从上世纪90年代的近40%降至目前的10%左右，其中绝大部分贡献来自中国。

不能不说，这是人类进步史上的一件奇迹，是中国道路创造的最能体现公平和人道主义本质的故事。前面说到的拍摄中国脱贫纪录片的美国人罗伯特·库恩感慨：“中国的扶贫故事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故事之一，我相信未来的历史学家在回顾这个故事时，会把它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志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