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中国道路（三）

问答中国11

路上不见了“飞来峰”

问：你说脱贫举措和成效，是由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本质决定的。我觉得，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安排中，也有社会主义因素。在西方人看来，除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某些政治制度的特殊设计外，中国道路和西方现代化道路可能没有多大区别。

答：这或许是对中国道路的另一种误解。

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和政策中，确是有社会主义因素。实际上，很难说世界存在完全彻底的自由资本主义国家。

法国在1946年的宪法中曾明确宣布：“所有一切具有和将要具有为全民服务或事实上具有垄断性质的财富和企业，必须全部成为全社会的财产。”这和中国的国有企业制度安排，有些相似。

遍布西欧各国并不时上台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和工党，就是从传统的社会主义政党演变过来的。我2012年到欧洲社会党总部参观的时候，看到每位工作人员都戴着一枚玫瑰红的胸章，一打听，说是象征理想和信念。

美国的经济制度，尽管是自由主义占绝对优势，但也不可避免拥有不少国家调控成分。诸如出现特殊情况，政府对企业进行调控或补贴；为数很大的政府财政转移支付；通过向中产阶级和富人征收累进所得税来补贴贫困者；发展公立学校；等等。这些做法，在西方语境下，也属于社会主义因素。2020年参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竞争的桑德斯，因为想搞欧洲那种全民福利制度，被美国舆论称为“社会主义者”。

当然，我们可设想一下，如果桑德斯真的成为美国总统，美国真的会实施社会主义政策吗？当然不会。因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因素难成主流，并且缺少根本制度支撑。其社会主义因素有些像刹车片的作用，是防止国家在自由资本主义的道路上跑得太猛而翻车。

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结构性矛盾很难解决。2014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出版的《21世纪资本论》很畅销。他沿用马克思当年写《资本论》的思想方法，对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的财富分配数据进行分析，认为不加制约的自由资本主义导致财富不平等的趋势加剧，自由市场经济不能完全解决这个根本矛盾。

问：但不能否认，社会主义因素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积极面。

答：社会主义的基本主张，占据道义高点。这要归功于马克思。他在19世纪中叶预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冲突将日趋激烈，无产阶级将会取得胜利。革命将率先发端于工业革命的领头国，如英国、法国和美国，然后再蔓延到其他国家。

问：这个预测恰恰没有成为现实。

答：问题就在这里。为什么没有成为现实，以色列学者尤瓦尔·赫拉利在他的《未来简史》中，有一种解答。他说：

随着社会主义的火炬逐渐得到拥护而壮大，资本家开始有所警觉，也细读了《资本论》，并采用了马克思的许多分析工具和见解。20世纪，从街头的年轻人到各国总统都接受了马克思对经济和历史的思考方式。……当人们采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判断时，就会随之改变自己的行为。英法等国的资本家开始改善工人待遇，增强他们的民族意识，并让工人参与政治。因此，当工人开始能在选举中投票、劳工政党在一国又一国陆续取得权力时，资本家也就能够继续高枕无忧。于是，马克思的预言未能实现。英、法、美等工业强国并未发生大规模共产主义革命。

尤瓦尔·赫拉利的结论是：“预测越准确，引起的反应就越多。”反应越多，引起改变的可能性就越大，从而使得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没有原地踏步。发达的资本主义开始汲取一些占据道义高点的社会主义因素，而社会主义国家，则汲取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经验。

为此，中国探索出不属于马克思设想的那种“模板”的社会主义道路。比如，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道路的一个重要内容。

问：你前面说到，中国道路不是西方现代化道路的“翻版”，事实上，有现成的西方现代化模式摆在那里，中国跟在后面走，既省力，也不至于在意识形态上和西方冲突。

答：这个问题切中我们讨论的要害。

自工业革命开始，不同国家和地区都基于自身的实际，探索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由于现代化率先发生在西方，被人为地赋予了“优越感”，由此给西方带来自信，似乎现代化只有他们那样的途径，其他道路不可能成功。这就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的，西方总是想“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问：你前面说到形成中国道路有八大探索步骤，在漫长的“寻路之旅”中，中国确实曾大量向西方学习，为什么非得改走他路？

答：先要说明，中国道路是在改革开放中被开创出来的。改革，是对自身的“全面改革”，开放，是对外部世界的“全方位开放”。因此，不能说中国道路没有吸收西方先进的文明成果。

近代中国，给了所有“寻路者”充分展示的机会。1949年以前，在国家层面走的基本上就是“翻版”的西方道路，诚心实意搬过西方模式的“飞来峰”，希望它们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

中国道路的奠基者毛泽东，对这段“寻路之旅”，曾在1949年作出过生动描述：

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找真理。

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向日本人学。

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

结果呢？“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

因为西方的道路，是西方国情土壤上自然生长出来的，在中国，它却像“天外飘落的飞来峰”，在上面无法种出有用的花果。

于是，邓小平承接毛泽东的论断，继续发挥说：“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有其自身的内在动力和发展冲动。不是有更好的路子弃而不采，非得一意孤行改走他路不可。而是因为，“中国不走这条路，就没有别的路可走”。

在不发生动荡，不使国家翻船的情况下，还要能够从较低的起跑线上向前走得更快，显然需要更大的动力和活力、更强的规则和凝聚力。中国道路满足了这种历史需求。

当然，治理比世界上发达社会总规模还要大的中国，政府的责任和使命，要比西方各国政府大得多，重得多，复杂得多。中国人常常开玩笑说，如果让西方社会的政治家轮番到中国来，按西方模式来治理，恐怕他们连一个月都干不下去，要么实在承受不了压力，不愿意干；要么被人民反对，不能干；要么中国混乱起来，干不了。

问：和其他国家的发展道路比较起来，中国道路有什么优势？

答：发展中国家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有三件事情比较难处理，或者说容易陷入两难境地。

不改革原有体制不行，而改革发动起来后，一些国家的政府却难以掌握改革的进程、节奏和方向，结果翻船，被自己发动的改革抛弃。

国家在逐步发展过程中，阶层分化，利益诉求多样化，由此激化社会矛盾，失去稳定。

现代化意味着对外开放，而且是全方位开放，但在开放中，一些国家又容易失去发展的自主权，从而使自己的利益受到国际资本和其他国家政治要求的挟持。

中国道路，避免了让中国陷入以上三种被动局面。

问：我们看到的现实是，冷战结束后，起码有一二十个国家出现了各式各样的“颜色革命”或被称为“阿拉伯之春”的革命，它们在道路重塑中，都接受了西方的影响，向“西方模式”靠拢。

答：为了寻找新的发展道路，一些国家调整或重塑自己的政治生态，甚至主观上觉得应该按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来治理自己的国家，我们不会去说三道四。

学会“拷贝”西方模式是容易的，但并不一定会找到抵达未来的现成“钥匙”。你说的各种“革命”发生一二十年了，除少部分国家走上正轨外，中国人看到的现实是，一些国家政权频频更替，依然没有稳定下来；有的陷入常年内战；有的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安全形势难以恢复正常。

为什么没有按西方的意愿走上正轨？无论是西方精英，还是经历“革命”的当事人，在兴奋消失之后，都在反思，感觉在革命中呈现的“新鲜颜色”，给人们带来的是“虚幻的黎明”。

问：你的意思是说“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并没有增加中国人对西方道路的好感，增加的是对西方道路的警觉，强化了对中国道路的认同？西方的舆论就没有对中国人产生影响？

答：在改革开放初期，确实有人比较推崇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模式，认为要实现现代化，向西方靠拢或许是一条可行的选择。有的人也一度很在乎美国和西方的舆论，躲在被窝里偷偷地听“美国之音”，私下传阅经香港倒手传进大陆的西方报刊消息，被认为是“思想前卫”的时髦之举。

现在情况变了。思想依然“前卫”的年轻人，心态、思想发生了很大改变。在他们走出去看世界之前，“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

外来模式的说教，最终难以和中国道路的成功实践辩论。在中国的“赶路人”和“筑路人”眼里，不见了“飞来峰”。美国和西方针对中国的宣传，变得可疑起来，曾经有过的光芒削弱了。

美国有个政治分析咨询机构，叫欧亚集团基金会，它在2020年4月发布的全球民调报告称：“中国受访者对美国的正面看法下降了20%，对美国民主的正面看法下降了15%。一半的中国受访者认为，美国的影响使世界变得更糟。”“中国受访者越来越不喜欢美国的民主体制”。

问：冷战格局结束时，美国学者提出“历史终结论”，意思是说，资本主义道路，西方模式，是人类社会的最终选择。

答：美国确实赢得了冷战。但不是美国打败苏联，而是苏联自己打败了自己；不是资本主义战胜了社会主义，而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犯了错误。

美苏冷战在1990年代初结束时，中国道路的成熟程度，中国发展的成就，还不像今天这样。但正是从那个时候起，中国道路的优势，越来越明显地转化为中国的发展优势。

冷战结束后，几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同美国的差距都在拉大，但中国同美国的差距却在拉近。日本的经济总量在冷战结束时是美国的2/3，现在是1/4左右；德国当时接近美国的1/2，现在是1/5左右；中国当时经济总量只有美国的1/15左右，如今已经超过2/3。

中国道路已经逐渐积累起对自身发展更为有利的战略态势。虽然它过去不是，将来也不会是一马平川，依然会面临各种难题和意想不到的风险挑战，但中国人觉得，应该让它在发展中去继续证明自身存在和意义。这样一来，历史就不会有终结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