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两重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得出的深刻认知和宝贵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体系，以高度的文化自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两个结合”，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作为第二个结合，和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予以并列。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一个原创性的重要贡献，有力推动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一个在曲折中不断发展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中国的知识精英和先进分子正苦苦寻觅救国救民的新思想新路径。当时的中国，各种思潮风云际会、激荡博弈，只有马克思主义最终胜出，被中国的历史、文化所接受，从此开始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中国。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适应、不断磨合。在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手中坚持和发展，走向越来越深入的结合。这既成为历史事实，也是现实已然，更是未来必然。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二者何以能结合、何以会结合，有其深刻的理论逻辑。

二者结合的理论逻辑，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学理体系，有不同维度、不同层面的内容。但是，最为核心、最为基本的逻辑有两个方面。第一，二者所追求和坚守的价值相契合。第二，二者为实现价值、达成目标在实现方式上具有彼此相通的实践特质。简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有着价值层面和实践层面的两重逻辑。二者所主张的基本价值，都对未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共同的主张和吸引力。二者指向价值的最终实现路径，都已经跳出了理论本身而走向实践的特质。

首先，谈谈价值逻辑。世界上任何一种伟大的文明之所以伟大，不在于其形式、表现和包装，而在于其最深层面的价值追求，在于这种价值是否对于人类社会发展有着向好、向前的进步性意义。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的主要代表，无一不包含这种进步性的价值。众所周知，马克思本人从没来过中国，但他关注中国。孔子从没去过西方，但其思想也影响西方。二者在时空上是遥远的，但二者所代表的价值体系在其思想深度、目标指向和人文追求等方面却又如此之近。诚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发展和交往的产物，是属于全人类的共同智慧。马克思主义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广泛地吸收着全人类的思想精华，其中也包括中国古代的思想精华。何以言此？近代以来，中国古代经典被广泛译介到西方，对欧洲思想界产生过深刻影响。从莱布尼茨到费希特、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都不同程度地研究过中国传统文化。而他们的思想又不同程度地影响着马克思主义的形成。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主张中，出现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高度契合的内容，本就不会是一件令人奇怪的事情。例如，共产主义对人类未来社会公天下的憧憬，和中国早期儒家对“大道之行”的大同理想，就如出一辙。《礼记·礼运》篇所憧憬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不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公天下”、贤能政治、人类和平共处、命运共同的价值逻辑吗？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找到很多关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契合的内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整体观，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等等，都可以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找到相对应的价值主张。以上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能结合、之所以会结合的第一重逻辑。

其次，我们来看看实践逻辑。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类社会生活在本质上就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坚持从实践的视野去理解人，理解自然，理解社会制度和精神文化。它的理论范畴统摄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所有的辩证关系。可以说，这门实践学说，既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存在论，也是一种实现人类身心解放的实践论、超越论。在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中，实践是超越的实践，超越是实践的超越。这种实践超越，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为重要的特质，是构建理论、参与现实的思想前提，由此也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现实和未来社会的种种构想和实现方式。

同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本质上也是一种实践哲学。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干，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从其思想内核和哲学旨归看，其最高处都是一种身心实践的学问。无论是儒家的孔子对修“为己之学”的强调、孟子对“内圣外王”的推崇，还是王阳明对“知行合一”的践履，抑或是道家的老子对“处下守柔”的恪守，还是庄子“坐忘”“心斋”“去机心”“忘适之适”的修炼，无不是通过个体自身的身心实践来达到学问和精神的最高境界，实现身心解放、通往生命的幸福。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们无不以此来指导社会，安放身心，并致力于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形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日用价值，并不断加以固定和强化，形成中国人独有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和方法论、实践论。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能够迅速超越其他各种理论，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落地、生根、生长，除了因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在价值追求方面的互通性，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以实践性为主要特征的方法、思维等方面的一致性。因此，实践的逻辑，这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能结合，之所以会结合的第二重逻辑。

当然，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毕竟是相互独立、互不隶属的两种文明、两种思想。在其相互磨合直至结合的过程中，必然存在不吻合和不适应的一面。但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和现实都证明，这并不会成为二者最终走向结合的障碍。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指出，“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互相扬弃、互相融合的过程，其结果必将“融合成一个新范畴”。一方面是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即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另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

（作者系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