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的文化根基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令人注目的关键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重视中国特色是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改造、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的关键因素。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从指导思想上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产生出来的，从文化根基上看，是从五千多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未间断的代代相传、积累、发展中来的。

中国特色的文化根基来自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特色的文化根基来自中国汉字。中华民族从已经发现的殷墟甲骨文算起已有三千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这个文字虽经过了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等不同写法，但文字基本骨架未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我们使用的汉字同甲骨文没有根本区别”。汉字与其他文字不同，一个汉字就是一个天地，传递一种观念。如“福”字，是“示”字边加“一口田”，意指有基本产业、能祭祀祖先神祗就是福祉。如“饭”字，是“食”字边加个“反”字，以“食”字边表义，“反”字边表音，用一个汉字、一个音节就将这种人类生存所必需的基本物质完美地表达出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正是为人民谋幸福！党的二十大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规划的正是“为人民谋幸福”的新蓝图！

第二，中国特色的文化根基来自中国观念。掌握了常用汉字，基本能读懂一代又一代传下来的中华典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老子、孔子、孟子、庄子等先哲归纳的一些观念也一直延续到现在。这种几千年连贯发展至今的文明，在世界各民族中是不多见的。”如老子讲“以百姓心为心”；孔子讲“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孟子讲“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庄子讲“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这种重视民本、重视事物的特殊性、重视事物由小到大发展的观念，传承了几千年，也自然传承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并结合实际将其发扬光大。

第三，中国特色的文化根基来自中国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顽强生存和不断发展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大禹治水的传说，愚公移山的故事，等等，追求的是“自强不息”的精神；“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治天下也，必先公”等观念，追求的是公道公正的精神；“人皆可以为尧舜”表述最普通的人也可以通过修炼自身成为圣贤的观念，追求的是励志向善的精神。这些精神追求贯穿于中华民族的历史中，更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

上世纪初，精通中西文化的辜鸿铭先生把深沉、博大、淳朴、灵敏总结为中国精神的四大特质。这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倡导的中用、中和、忠诚、中时的中庸精神特质，即：不走极端、和而不同、忠信诚实、与时俱进。不走极端，才有深沉；和而不同，才有博大；忠信诚实，才有淳朴；与时俱进，才有灵敏。这些精神特质不正是深刻地反映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吗！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向同时代的人学习，以“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态度博采众长、海纳百川；也重视向前人学习，注重“通古今之变”，借鉴历史经验，站在历史巨人的肩膀上接续前进。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步伐厚重稳健，屡建惊世大功，重视“古今中外法”，重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其指导思想上的原因。

中国革命的中国特色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革命。中国革命的中国特色，从文化根基上看，来自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选择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缔造中国共产党，与他们熟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同观念等密切相关。毛泽东、周恩来的早期文稿中都有对“大同”的认识。毛泽东在1917年8月致黎锦熙信中写道：“大同者，吾人之鹄也。”表达了“大同”就是他心中的奋斗目标。早年周恩来提出“随着进化的轨道，去做那最新最近于大同理想的事情。”老一辈革命家是在追求“大同”的基础上选择马克思主义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

遵义会议前的中国革命，经历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土地革命战争的胜利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两次失败都是由于主要决策者指导思想上“只唯上”“只唯书”，即：唯听共产国际之命和把马克思主义本本当教条，认定“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毛泽东同志之所以能走上农村包围城市的不同于俄国的中国革命道路，就在于在指导思想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事求是”的观念，创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形成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大法宝同样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团结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全民族最大多数人共同奋斗的统一战线，体现了不同于俄国革命把资产阶级当作革命对象的中国特色。建立农村根据地，开展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体现了不同于俄国革命以城市为中心开展城市暴动的中国特色。加强政治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组织建设、纪律建设，重视自我革命的党的建设，体现了不同于俄国革命提高党的领导能力的中国特色。

这三大法宝融为一体，骨子里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分不开。汉字的“國”字，就有疆土，有武装，有统一、有团结的意思，已经包含了三大法宝的简单因素。从一般意义上讲，孔子的“足食，足兵，民信”，孟子的“土地、人民、政事”，已包含了三大法宝的基本元素。统一战线就是要“得人”。这与“足食”“人民”是相通的。武装斗争的主要参加者是农民，依托的是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立足之处是根据地。这与“足兵”“土地”是相通的。党的建设的目的就是要达到人民相信党，人民相信党，才会跟党走，党才能发挥领导作用。这与“民信”“政事”是相通的。从文化渊源上看，可以说，没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是难以产生“三大法宝”的。

小康社会的中国特色

中国共产党领导取得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上结合实际开辟出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胜利。这注定要对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产生重大历史影响。所以毛泽东同志提出“第二次结合”。邓小平同志则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然而，在农民占全国人口80%以上，主要依靠手工搞饭吃的基础上搞社会主义建设，是从西方传来的马克思主义书本上没有阐述过的问题。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市场上物资短缺和货币不稳定、人民不满意等缺点和错误时，探索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就更为重要和更为急迫了。但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必然王国，毛泽东同志只能到达这个漫长过程的一定阶段，不可能在他的有生之年一下子成为自由王国。

以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看准了中国处在生产力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被马克思主义本本上的和苏联模式上的社会主义所框住，只能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实际出发，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具有雄心壮志、民心所向、切实可行的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使小康成为温饱——小康——现代化三步发展的桥梁环节。

“小康社会”具有鲜明的文化基因上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没有“小康社会”这个词，这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没有“实事求是”这个词一样。“小康社会”是邓小平同志依据马克思主义原理，从发展论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正创新，并从发展论上接通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脉和当代中国的地气。“小康”一词，最早见于《诗经·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但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是《礼记·礼运》记载的孔子论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和“立田里”“谨于礼者”的“小康”。孔子所讲的“小康”，也就是《孟子》中说的“制民之产”，使民“有恒产”，有百亩之田可耕，有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邓小平同志小时候上过私塾，是读过“四书五经”的，自然知道古籍上讲的“小康”。“小康”又是中国社会里代代相传、口口相传的“日子好过”的状况，邓小平同志自小是听到“小康”一词的。正因为如此，1988年8月26日，邓小平同志会见来访的日本首相竹下登回顾提出小康目标的过程时说：“中国历史上有‘小康之家’的说法。小康社会就是还不富裕，但日子好过”。从文化基因上可以说，没有邓小平同志对“大同”“小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正创新，是提不出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的。

由邓小平同志设计，在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引领下，小康社会的目标在20世纪末如期实现，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党的十六大以来，在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引领下，进行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接续奋斗。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引领下，决战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夺取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辉煌胜利。

新时代的中国特色

新时代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思想的新时代。这个指导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形成和发展的，文化根基上有着鲜明而突出的中国特色。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要以习近平著述为载体，特别体现在已经出版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至四卷著作上。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党的领袖将其主要著作命名为“谈治国理政”，习近平总书记是第一人。如何“治国理政”，突出地体现在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等方面。“治国理政”像“实事求是”“三大法宝”“小康社会”一样，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已有的概念，而是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上反映着中国特色。

中华民族几千年传下来的经史子集、诗词歌赋中议论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治国理政，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反映孔子思想观点的《论语》。“政”字是《论语》中出现的高频率的字，达41次之多。《论语·为政》强调：“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也可以说是论治国理政之语。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处处体现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有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味，有生动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味，还有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味。其中对包括《论语》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正创新，特别突出地体现在治国理政之道上。这个治国理政之道，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引申的孟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所讲的“我们走的是正路，行的是大道”。

这个治国理政之道，从普遍性上看是一个“公”字，就是《礼记·礼运》记载孔子讲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十九大报告和二十大报告都引用了“天下为公”，这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文化基因，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基因。习近平总书记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着不懈的努力。一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实现共同富裕而奋斗，强调“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本身就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贡献”。二是从网络空间、海洋命运、地球生命、人与自然生命、人类卫生健康、全球发展等不同方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三是从周边国家、金砖国家、亚洲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中国和东盟、中非、中拉、中阿、亚太等不同方位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四是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将“一带一路”建设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平台。这些努力都充分体现着一个“公”字。

这个治国理政之道，从特殊性上看是一个“和”字，就是《论语·子路》记载的“和而不同”。这个“和”是事物特殊性基础上的协调互补，不是没有差异的绝对同一。如《孟子·滕文公上》所讲“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如费孝通先生所讲“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在多样中相互尊重、彼此借鉴、和谐共存，这个世界才能丰富多彩、欣欣向荣。”中国尊重中国之外的所有国家的特殊性，中国也决不容忍以霸权主义来抹煞包括文化根基在内的中国的特殊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千万不能不顾中国特点削足适履、邯郸学步，“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

这个治国理政之道，从根子上看是一个“本”字，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的杨泉在《物理论》中讲的“秉纲而目自张，执本而末自从”。这个“本”，从治国理政的根基看是人民。《尚书》讲“民惟邦本”“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老子》讲“以百姓心为心”；《管子》讲“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大学》讲“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贞观政要》讲“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些都讲的民是本，本固才能邦宁。这些都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基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开卷篇的中心思想就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要我们始终同人民生死相依、休戚与共，人民就会铁心跟党走，党就能长盛不衰。”

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一路体现着中国特色。新时代，中国特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也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