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觉哉：能多做事即心安

在共和国的组织机构设置的历史上，曾有一个职务——内务部长，于今天很多读者而言，是陌生的。当时的内务部全称为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1954年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1969年撤销。它负责全国范围内的民政、户籍、救济、社会等方面工作。从它的工作范围来看，它是民政部的前身。其首任部长是长沙宁乡人谢觉哉。

谢觉哉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届秀才，他曾有过商业救国的理想。1913年，他从湖南高等商业学校毕业后，回到老家的云山学校任教，和姜梦周、王凌波推行教育改革，带领学生们积极学习新思想，同时走出校园进行社会实践，体会民众疾苦。他还积极响应五四运动，创办《宁乡旬刊》，宣传进步思想。

1920年，应何叔衡之邀，谢觉哉担任《湖南通俗报》主编。该报被查封后，他来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任教，协助毛泽东、何叔衡创办平民夜校、工人夜校。1921年元旦，他经周世钊、何叔衡、毛泽东介绍，参加了新民学会。他说：“欲改造地方，须先造舆论；欲舆论正确，须先养成学者；当纠纷之际，现状复杂，厉害混淆，尤非学者莫为力。”

人到中年的谢觉哉，和毛泽东这些“激扬文字”的年轻人一同讨论改造社会的方法，为积弱积贫又陷于军阀混战的中国寻找出路。很快，他们将新民学会的宗旨由民主主义转向了马克思主义。谢觉哉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参与推动马克思主义在长沙传播。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师范同学会开常年大会，并欢送赴俄的夏曦……润之说：‘从前学校是没主义的，所标的主义又不正确，结果是盲撞瞎说，闹不出什么名堂。我们总要为有主义的进行。’”

1933年10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年届五十的谢觉哉参加艰苦卓绝的长征，谢觉哉当时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秘书长兼内务部长。他被编在中央红军干部休养连，但他处处以身作则，给年轻战士做榜样。万里长征途中，他曾身患疟疾，高烧不退，但只要部队一声出发令下，他毫不犹豫地爬起，咬着牙跟着队伍出发。他把随身携带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务部”印章，视作红色政权的一个象征。不管前途多么艰难，他总认为将来还用得着。过草地时，他不顾身体虚弱，就是把唯一御寒的毯子扔掉，也始终将印章带在身上。在他心里，这是责任，是使命，也是信念和希望，他把这一方小小的印章看得比生命更重要。

当他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司法部长并代理最高法院院长和审计委员会主席、中央党校副校长等职，还在1940年主持边区政府的日常工作。他主持发起“坚决反对侵犯群众利益”的教育运动，号召延安的党政机关把加强群众工作、尊重群众利益列入党的工作日程，与任何侵犯群众利益的人和事作坚决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他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长，老家的儿女给他写信，希望得到他的照顾，没想到却等来了他的一首诗：“你们说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老倌。起得早来眠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他把自己作为高级干部的职务，通俗地比喻为过去同村的一位老雇农周老倌，必须起早贪黑，勤恳劳作，不会因为革命的成功，而荫护家人。谢觉哉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不论是主持内务部十年，还是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或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中央委员，谢觉哉始终不图私利，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他把全心全意为党、为国家和人民干实事、做好事，当做毕生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