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2023年2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又指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高质量发展之间有着必然的内在逻辑,湖南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特别是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必须坚定不移走好这条必由之路。
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的论断,紧贴世界形势、时代背景、中国当前发展阶段,是国家直面国内外矛盾的根本应对之策。其中包含了对我国创新阶段的新界定。当前,改革开放在不断涉入深水区,产业升级进入新高度,科技也由一般水平迈向高水平,创新进入高水平冲关、瓶颈性技术突破的阶段。同时我国高质量发展也进入关键时期,中低层次制造业、一般科技人才供给瓶颈已经大大缓解,与此同时大量落后产能、落后工艺、落后产品面临淘汰,甚至在所谓的高新技术行业也出现了低水平重复现象,企业生存堪忧。由于我国产业层次还不够高,高水平科技掌握还不够,高新技术创业少,社会提供的高层次、高质量就业岗位有限,很多大学生甚至研究生不好找工作。这启示我国科技政策亟须新调整,需要重点聚焦高水平创新要素培育和成果产出。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因此科技工作也必须围绕这一首要任务展开,当务之急是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创新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涵,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离不开创新;创新排五大新发展理念之首,要贯彻新发展理念首要是创新。要“始终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内在统一来把握发展、衡量发展、推动发展”,离不开创新的驱动作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分属不同发展职能,要实现高水平整合,离不开高水平科技。要正确把握发展,高水平科技是重要认识变量;要准确衡量发展,高水平科技是重要衡量指标;要有效推动发展,高水平科技是重要动能。要“更好统筹发展中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始终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大力增强质量意识,视质量为生命,以高质量为追求”,必须紧紧依托高水平科技。以产品为例,较高的质量与可靠的性能紧密联系在一起,高质量不仅与生产规范、做工严谨相关,更与技术成熟、工艺稳定紧密相连。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深入转变发展方式,以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促进质量变革,加快形成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必须先着力打造高水平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比如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深化科技评价改革,加大多元化科技投入,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形成支持高水平科技创新的基础制度。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发展成果不断转化为生活品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必须紧紧依托于高水平科技。只有高水平科技才能有助于中国竞争全球高价值产业链,从而通过高科技产业发展让企业有更大的盈利空间、员工有更多的收入空间、国家财政有更丰富的税收空间、面向欠发达地区和弱势群体的转移支付才更有保障。只有高水平科技科学合理布局,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举,科研成果产出和成果转化并进,各地区创新共同发展,相应地,区域平衡发展、生产生活同步发展、供需平衡才可能实现。
把握“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的内涵
高质量发展面对的重点背景是激烈的高水平科技竞争。当前全球经济、产业、政治、文化、军事竞争激烈,但归根结底是科技竞争,尤其是高水平科技竞争。战略科技力量是高水平科技竞争的重要依托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世界科技强国竞争,比拼的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都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自觉履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使命担当。当前,世界科技竞争的激烈程度和复杂性越来越高,重大创新突破往往需要多学科领域深度交叉融合、多主体开放协同。各类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由于各自的定位和特点,任务类型上各有分工,在创新链环节上各有侧重,要在明确分工的基础上强化协同、优势互补,加强从基本原理、原型、产品到规模市场化的有机衔接和紧密配合,共同履行好解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使命任务。高水平科技发展还需要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化科研环境建设,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
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之策是紧抓高水平科技发展。发展要由科技推动,竞争取决于科技实力。创新驱动发展作为重大战略决策,旨在改变多年来我国更多依赖资源驱动、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科技创新是原创性、基础性、颠覆性科学研究和开发性、实用性、改进型技术创新的总称。但我国科技创新一直以来更多的是进行开发性创新,围绕已有技术成果进行一次、二次、数次开发,包括外观和工艺,较少原创性创新。更多的是进行实用性创新,如适应新市场、摸索新功能,极少基础性创新。更多的是进行改进型创新,比如主要进行新产品设计,围绕不同应用场景进行功能新改进和外观再翻新,极少问津颠覆式创新。结果造成我国技术难以向高端迈进,存在诸多“卡脖子”问题,生产制造总是在中低层次徘徊,产业链更多处于低价值环节,远远不能适应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将“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科技自立自强能力显著提升”列为主要目标任务之首要。这是当前美西方打压中国、“断链”“脱钩”、制造俄乌危机致使世界安全风险外溢等复杂国际环境及我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新冠疫情之后“复工复产”、民生有待恢复和经济急需进一步发展等国内现实带来的必然结果。以往的高科技发展模式尽管推动了我国发展,但更多是粗放式、规模性发展,较少质量型、内涵式发展,当前我国看起来高科技成果、人员、产业多,但支撑进一步发展,能够继续引领中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由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迈进的科技潜力越来越有限,发展后劲仍有不足,需要通过高水平科技,包括高水平成果、人员、产业,推动中国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的时间约束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什么时候高水平科技取得重大突破,高质量发展才可能迎来重大进展。世界如此,一个国家也如此。第一次工业革命是18世纪60年代,以蒸汽动力为代表的高水平科技取得突破,以蒸汽机作为动力机被广泛使用为标志。第二次工业革命是19世纪中期,以电器技术为代表的高水平科技取得突破,以电器的广泛应用作为标志。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第三次科技革命”,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诸多领域的高水平科技取得突破,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当前,我国产业得以不断由中低端迈向高端,也与系列高水平科技的突破紧密相关,比如载人航天、探月探火、深海深地探测、超级计算机、卫星导航、量子信息、核电技术、新能源技术、大飞机制造、生物医药等取得重大成果。要如期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先要如期建成高水平科技强国。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尤其要抓住高水平科技发展的机遇。
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安全统筹是高水平科技自主可控。一国科技高水平一定是自主可控的高水平,当前中国有形形色色的各种高科技,但它们有的是引进的,有的是模仿的,有的只是外资企业在华生产尚未向中方开放的技术,无论其水平有多高,但终归是别人的技术,因此必须全面加快我国自主可控的高水平科技发展。同时,一国发展高质量一定是自主可控的高质量,自主可控不能是低水平的自主可控,发展自主可控不能是贫穷、欠发达、落后的自主可控。我国不仅仅要发展自主可控,而且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自主可控。我们要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科技高水平自主可控是我国社会主义道路自主可控、高质量发展自主可控、新发展格局自主可控的重要支撑。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能动者是高水平科技主体。高质量发展的引领性机构是高水平科技企业。习近平总书记说,要强化企业主体地位,推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促进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健康成长,不断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着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高水平科技自立要求科技创新独立自主,一心一意靠自己,走自己的路,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把希望寄托在别国,尤其是美西方发达国家。这需要广大科研机构和企业丢掉幻想,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尽管各国之间经贸往来频繁,科学技术交流密切,但不能因为合作而依赖别人,自主可控是国内外科研机构之间、企业之间保持长期合作的重要基础。尤其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规划的所谓分工协作“幻景”下,国内一些机构和企业绝不可因为表面的美好图景而迷失自己的自立和自主。比如美国企图让中国成为中低产品生产供应地和高科技产品倾销市场的图谋就带有很大的欺骗性,中国科研机构和高科技企业只有通过高水平科技自立,实现高质量发展才可能充分应对西方的科技和产业打压。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能动性主体是高水平科技人才。习近平总书记说,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大力培育创新文化,健全科技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为创新人才脱颖而出、尽展才华创造良好环境。高水平科技人才培养和开发需要依托一定的项目、工程,如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促进人才区域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着力形成人才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还需要严格划分高水平人才群体,在机构和企业中把好人才进入关、用人关,在保持一定稳定性,健全基础研究人才培养长效机制前提下,推行人才能进能出,能升能转,促进人才流动。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努力培养造就更多大师、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造就中国高水平科技人才洼地。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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