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壤：中国文化（三）

问答中国24

价值观演绎的“剧本”

问：要真正弄懂中国道路的文化土壤，太难了。现在应该把我们的目光投向中国文化现实面貌。人们说，西方对中国文化及其价值观有误解，那么，应该怎样描述当代中国的文化和价值观？

答：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现在是提上来了。即使在最时髦的市场经济生活中，中国文化元素的成分也明显增多。

2018年2月，有个中国品牌到美国纽约参加时装周，做了件简单粗暴的事情，商家把四个方方正正的汉字“中国李宁”绣在胸前。就这么个直露浅白的设计，引起中国“95后”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疯狂转发。这个年龄的多数人，未必知道曾经多次获得世界冠军的“体操王子”李宁是谁，他们只是单纯觉得这个设计很酷。

结果是，凭借“中国李宁”这个品牌设计，专做体育服装的李宁公司在沉寂多年之后，销售额首次提升到100亿元，股价涨了3倍。看来，将“中国”两个字堂而皇之地写在胸前，把人们内心原有的那份骄傲和认同诱发出来了。

李宁公司的做法不是个案。像华为这样的高科技公司，在为下一代产品注册商标的时候，也从2000多年前的一本书《庄子》里，找出“鸿蒙”（时间空间的原始状态）这个生僻词汇，用作自己的操作系统的名称。他们还把自己的实验室称作“玄武”（古代传说中龟和蛇组成的神灵动物）。

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在建筑设计领域，也有所体现。21世纪初期，国家层面的标志性建筑，还依赖“鸟巢”（北京奥运会主场馆）、“巨蛋”（国家大剧院）、“大裤衩”（中央电视台新楼）这些新奇的西方设计创意。如今，情况发生了变化。新一代设计师推崇原创性，不再简单地与西方靠近，而是融入更多的中国元素，反倒增强了其作品的国际影响力。2012年，普利兹克建筑奖就颁给了中国建筑师王澍。

问：这些故事反映的中国元素，还是些比较表面的东西。人们更想听到的是有关价值观的故事。中国人最在意的价值追求是什么？

答：文化自信，是讲述中国“价值观剧本”的前提。

价值观是一个盘根错节的丰富体系。其中，有的价值观是全人类普遍追求的，诸如富强、民主、和平、安全、公平、正义、自由，等等。但是，这些价值目标通常不会一下子在所有国家全部认同。

两个剑拔弩张的敌对国家，一方追求的安全，在另一方看来，可能就是灾难。通常情况下，不同国家、政党和人群，对价值目标的追求，会做出相应的排序。即使同一个国家、政党和人群，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在遭遇不同的挑战时，价值追求的排序也会有所不同。

当殖民地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用武力推翻殖民统治，普遍认为是公正的，正义的。这时候，如果有人劝他们爱好和平，先不管帝国列强的欺压，回归秩序，去专注于追求繁荣和富强，恐怕就有些虚伪了。

当一个国家把摆脱贫穷，实现生存权、发展权，排在人权系列前面的时候，如果那些早已经富裕和发达起来的国家告诉它，应该首先解决比生存权、发展权更高层级的其他人权内容，恐怕也是不现实的。

问：你主动提到人权问题，很好。西方最为关注的，就是人权和自由。这些年来，西方对中国处理新疆、香港的事情，负面舆论比较多，说中国侵犯维吾尔族的人权和香港居民的自由。

答：在西方媒体大肆炒作这些话题的人，多数不了解那里的真实面貌，是凭自己的愿望发表意见，而且表达意见的时候，似乎越激烈越显得“政治正确”和越具有“价值观优势”。实际上，在新疆、香港发生的事，与民族、宗教、人权、自由这类文化信仰和价值观念没有关系。

中国处理新疆的事情，本质上是打击恐怖主义、阻止暴力和反对国家分裂。任何国家面临这类现象都会采取措施平息。

不知你看没看过2019年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播出的50分钟左右的英语纪录片《中国新疆：反恐前沿》？该片用大量真实画面，第一次披露了许多暴恐案件的原始视频。令人费解的是，对这部纪录片披露的真相，西方媒体选择了“集体沉默”，完全不予关注和报道。

在新疆发生的好事情，也属于西方舆论懒得关注的真相。新疆现有2.4万座清真寺，平均每530名穆斯林就有一座清真寺。自2014年以来，200万维吾尔族群众摆脱了贫困。新疆的稳定和发展，使它在2019年吸引到2.5亿人次国内外游客。

这就是当前新疆的真实面貌，真实的“人权故事”。

问：推出香港版的国家安全法，外国舆论认为是改变了“一国两制”的制度设计，妨碍了香港人原有的自由。

答：这是一件逻辑和事实都很清楚、简单的事情。

2019年香港突然爆发“修例风波”，搞得那样厉害，公开叫嚣香港独立，呼吁外国政府帮助他们对付中国政府，甚至冲击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这些做法，肯定不能说是香港应该拥有的“自由”。

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并不意味着它可以脱离中央政府的管制。全国人大根据自身的责任，制定相关法律，正是为弥补国家安全在香港的漏洞，全面落实“一国两制”的本来内涵。如果非要从人权角度说事，那么，这恰恰是维护香港稳定和安全的“人权故事”。

维护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团结，这是中国人最为珍贵的价值观。团结统一，在西方或许只是个工具，比如是球队、军队战胜对方的手段。可在中国价值观“剧本”里，它们是排在前面的章节，是实现其他价值追求的基础。

问：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曾引用尼克松1994年说的话：“今天，中国的经济实力使美国关于人权的说教显得轻率；10年之内，会显得不着边际；20年之后，会显得可笑。”你们大概会称赞尼克松的说法。

答：可惜20多年过去了，如何看待中国人权，一些西方舆论还没有走出尼克松不赞成的那种狭隘思维模式。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权保障模式。在中国“人权词典”里，人民的幸福是最大的人权，首先要解决的是人民的生存权、实现人民的发展权，在此基础上坚持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有机统一，整体推进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的平衡发展。

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人权价值观剧本”。

问：但人们觉得，中国价值观剧本演绎的人权故事，常常缺少人性的温度。

答：这可能是个误解。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新时代中国价值观的新风景。2020年抗击新冠疫情的斗争中，无论老幼，每一位患者的生命都得到全力护佑，救治成功的病例既有出生仅30多个小时的婴儿，也有108岁的老人。在湖北，治愈的80岁以上的老人便达到3000多位。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观，演绎出许多暖人的故事。

在抗疫斗争最紧急的时候，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出现了这样一幕：来自上海援鄂医疗队的刘凯医生，推送87岁的患病老人王欣走出病房去做CT检查。走到户外，恰逢落日斜照，他特意停下推车，让老人静静地欣赏了一次久违的美丽景色。

在医护人员的细心照料下，痊愈出院的王欣老人，一直希望能够再次见到拯救他的刘凯医生。半年多后，王欣来到医院，和刘凯见面了。落日时分，两人再次来到半年前看落日的位置，重现医患携手看夕阳余晖的温馨一幕。

习近平总书记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这样总结中国人民的伟大抗疫精神：“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这几句话，体现了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有机统一。

问：“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有机统一”，这种主张西方人不大理解。

答：这是与西方单纯强调个人自由不太一样的地方。中国承认和维护个人自由，同时也提倡集体主义价值观。许多人习惯把自己的行为，放在集体成败、集体荣誉的背景中来选择。

2020年的新冠疫情袭来时，人们最为熟悉的一句话，是“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一个叫甘如意的“95后”女孩，是武汉一名社区医生。她已经回到湖北荆州家乡过春节，在武汉封城，道路封闭不再通车的情况下，硬是冒着寒风冷雨，骑着一辆自行车，跑了4天3夜，行程300多公里，返回武汉投入工作岗位，接待病人。

问：这样的英雄在其他国家也会出现，但西方人不会说是体现了集体主义价值观。

答：西方把个人自由、个人优先摆在第一位，可能不习惯也不愿意从集体主义角度来定义这样的英雄。在中国，这样的价值追求是普遍的，而且是有传承的。

历史上，中国人注意培养家国情怀。所谓家国情怀，就是把个人、家庭、国家三方面的安危和命运、利益和价值，连通起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就是一种集体主义价值观。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姓名权，这也是一种人权。中国人的习惯是，子女承续父亲的姓氏，如姓张、姓王、姓李，等等，父母按自己的愿望和诉求，再给孩子起一个名。在中国，不知有多少人在自己的姓氏后面，起了“建国”“国庆”“建军”“援朝”这样的名字，而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国家的重大事件。

“建国”，是纪念新中国成立，或者是建设祖国的意思。“国庆”，大多是在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纪念日那天出生的；“建军”，大多是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那天出生的；“援朝”，大多是1950年10月至1953年中国人民开展抗美援朝运动期间出生的。这些，都是新中国的重大事件或集体记忆。

详细说说叫“建国”的人。

据统计，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仅浙江一个省就有42000多人的名字叫“建国”。浙江省的人口规模是5737万，叫建国的人占到0.073%多一点。就是说，在浙江，一千多人里便可能遇上一个叫“建国”的人。中国大陆总人口是14亿多，该有多少人叫“建国”呢？如果有兴趣去翻阅只有205人的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名单，你会发现，不同姓氏叫“建国”的人就有4位。

这些叫“建国”的个人命运、奋斗轨迹，他们和国家的关系，很生动地诉说着当代中国价值观剧本的故事。

有位1991年出生的石建国，是叫“建国”的人中，为数不多的90后。他告诉记者，自己也认识几个同名的人，但最年轻的也有四五十岁。“我生在河南濮阳的农村，父母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没有什么文化，给孩子起名也比较简单，我叫建国可能就是爹妈希望我能建设祖国。能给社会做点贡献。”

石建国没有考上大学，先后在云南做过汽车修理工，在新疆做过架桥工人，在上海的造船厂当过电焊工。他心里一直揣着一个“书法梦”。2013年，他跟着两个哥哥在浙江温州的一个建筑工地上当抹灰工，一干就是5年。他在住地工棚外搭个简易桌子，下班后便铺上废报纸，拿起毛笔练习书法。几年下来，他的字写得有模有样。

2017年5月，石建国在一个短视频网络平台注册，起名为“温州抹灰哥小石”。工友录下他练习书法的小视频，传到网上。他常常穿着沾满泥灰的工服，踩着一双工地雨靴，有时手上和头发上还沾满粉尘，就这么灰头土脸地开始直播了。2018年夏天，杭州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板在网上看到石建国的视频，邀请他到杭州工作。此后，每到过年的时候，石建国都会写下几百副对联和“福”字，送给公司的员工，成为同事们回家行囊里一份特别的“年货”。

石建国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建筑工地抹灰工，并不奢望有一天会成为书法家，但我觉得能一直坚持自己热爱的东西，是一件很厉害的事！”

这就是大多数中国人生存和发展的真实面貌，从中读出他们的人生价值观，并不难。中国的发展和未来，就是靠无数个普普通通的“建国”们，支撑起来的。

问：石建国的故事，文化味道很浓，给人的感受确实特别。

答：我不是想说，当代中国的“价值观剧本”，演绎的都是正能量的高尚故事。更不是想说，只有中国文化体系中的价值观才是最好的。

在历史上相对封闭的时代，每种文明都有可能把自己的模式视为人类发展的价值高地。但在今天，人们有了更多比较和参照，因而也有了更多的创新和发展。并且意识到，保存、维护、复兴某种具有独特性的文明体系和价值观，并不意味着非得坚持一些不合时宜的东西。

问：你觉得当代中国社会的精神文化，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改变和提升？

答：今天的社会文明程度和旧中国相比，当然是云泥之别，不可同日而语。但离我们的设想，离现代化的要求，也不是没有距离。

和物质文明相比，精神文明的提升要复杂许多。衡量它的发展水平，或对它进行价值评判，涉及到这个社会的传统文化、现实国情、生活习俗、道德规范、法治精神、科学意识等方方面面。

总的来说，现代化国家的国民，应该普遍拥有从容自信的心态，应该普遍把国家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到细腻的生活层面，应该普遍实现人的现代化和全面发展。

比如，可能是穷怕了，改革开放后，赚钱至上的风气很甚。搞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法治观念和诚信意识，还没有普遍树立起来。前段时间揭露出来的贪腐官员，有好几个都把自己升官发财的前途寄托在抽签拜佛或迷信风水上面。要知道，他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被称为“社会精英”的人。

在社会治理领域，人们处理公共空间中的人际关系，容易强调情理，忽略规范；重视情面，轻视是非。这种传统习俗，潜藏着法律和道德风险。

有位医生乘电梯时，劝阻同乘的一位正在吸烟的老者不要吸烟，说电梯里明明写着“禁止吸烟”。这位老者不听，出电梯后两人争论了几句。老者突发心脏病，不治身亡。老者的家属由此起诉那位医生，要求赔偿。

老者家属为什么会理直气壮地起诉维护公共空间秩序的人？因为他觉得父亲死了，自己是受害一方，法律应该维护受害者的权益。要在过去，法院大多采用“和稀泥”办法来调解或判决，让那位医生多少赔偿一些了事。

新时代中国，开始改变轻是非的习俗，重塑社会公共空间的价值规则。法院没有按“受害者”意愿判决，没有让守法者，维护秩序的人，为他人的过错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