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壤：中国文化（二）

问答中国23

中华文化：土壤与果实

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度、道路的多样性，“植根于不同文明土壤”。看来，中国习惯从文化土壤的角度来解释国家发展道路和制度特征。

答：确实这样。国家道路的选择和塑造，不只是经济政治领域的选择和塑造，也是文化上的选择和塑造。

中国道路在发展上有一个总布局，叫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有时候，也改换话语方式，用“文明”来代称，也就是建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

文明既是历史创造的积累，也是现实创新的土壤。

就生态文明建设来说，历史上，我们的祖先就很推崇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提出“天人合一”的理论。新时代中国，围绕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有许多新的思考。

比如，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这是“生态历史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生态发展观”；环境即民生、青山即美丽、蓝天即幸福，这是“生态民生观”；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林和草，这是“生态系统观”；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则渗透着浓郁的审美意味，叫“美丽中国”。

这些思考，是推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也是中国道路的一种文化立场表达。

中国道路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丰富多彩。让生态美成为吸引投资的“金名片”，追求高质量的生活和发展空间，已经成为普遍行动。

河北省有一个井陉县，最多的时候曾有400个煤矿企业，粗放开采把生态破坏得千疮百孔。当地政府下决心通过兼并重组的方式，把煤矿企业压缩到6家，并且全部采用新的生产线，实现无尘开采、无尘加工、无尘运输。

当地政府还整合当地的传统古村落、非物质文化民俗、原始的风景名胜等生态资源，在崇山峻岭之间，建成一条全长60余公里的古村落旅游环路。沉睡千年的古村落群被激活了，一些新兴产业投资项目纷至沓来，一条新的“经济带”呼之欲出。

问：你在前面讲中国道路形成过程时，说它是在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走出来”的。我不明白，讲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一定要追溯到几千年的历史文明当中吗？

答：这涉及到怎样看文明传承和现实发展的关系。

人们一提到国家，就会想到西方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但中国不是简单的民族国家，而是具有自己独特文明传承的国家范畴，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中国历史上基本上以文化认同塑造民族认同。是否是中华民族一员，不是靠族群、区域、宗教来确认，而是靠文化来决定。历史上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中央政权后，大多主动选择继承发展中华文明大一统体系。

中国有个共识：一个国家走的路子，如果是科学的有前途的，那它必然是从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

中国道路如果是一棵树上的果实，那么，这棵树的根只能扎在中华文明的土壤里面，人民的意愿、时代的要求，犹如空气和阳光，哺育着它的成长。

中国道路如果是一个人，他的脚只能站在现实国情的土地上，历史的延伸，成为他前行的路径；文化的积淀，赋予他前行的精神气质。

问：你说中国道路有实践、理论、制度和文化四种形态。中华传统文化对中国道路的制度形态，难道也产生了影响？

答：历史文化，不光指文学、历史和哲学这样一些反映精神世界的成果，它还包括物质生产能力和水平、国家制度和社会治理方式等等。像中国这样历史悠久、文明源远流长的国家，它的现实发展道路，不能不融进一些传统的政治思想、社会理想、道德规范以及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方式。

制度属于上层建筑，它虽然来自经济基础，但同时也体现着特定意识形态属性。任何制度体系的设计、运作和博弈，都会有其文明的依托，都包含着价值观的支撑。

这不只是中国人看待制度形成的视野，西方学者同样习惯于此。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力图证明的一个观点是：基督新教是市场经济之母。还有一本大家熟悉的书，托克威尔写的《论美国的民主》，力图证明的一个观点是：基督教是美国民主之母。

这两本书给人的印象是，西方物质（科技）文明来源于其制度文明（如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其制度文明则来源于基督教信仰及其伦理内核。由此，有西方学者径直提出：“文化为体制之母”。

问：中西方制度确有不小差异，它们同各自文化土壤的关系，恐怕还需要说得具体些。

答：从古希腊开始，欧洲的土地上便呈现出城邦林立的地域格局。各城邦势力相近，缺少强势核心，这就意味着，每个城邦之间高度独立，容易形成政治上分权制衡制度。

欧洲认识世界的方法，强调实证和数理分析，形成“非此即彼”的判断习惯和“一分为二”的思维模式；在处理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上，更多地推崇个人自由，乃至走向“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样的文化土壤，多多少少影响到西方国家的制度选择和塑造。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一开始就强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疆域内所有的土地和臣民，都属于最高统治者的。于是，中国人喜欢探寻天下一统，政治上多采用中央集权制度，思想上推崇包容与融合，进而形成“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即天下是大家共有的，要培育和睦社会气氛。

这些文化基因，大多沉淀到近代中国人的政治理想当中。19世纪末搞维新变法的康有为，在其《大同书》中便推崇儒家经典《礼记·礼运》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思想，提出“大同之道，至平也，至公也，至仁也，治之至也”。意思是，要按照人类发展普遍规律来治理社会，就必须承认天下是人们共有的，而不是谁独有的。最理想的政治制度，是构建最公平、最仁爱、最祥和的社会。

搞民主革命的孙中山，最喜欢题写的也是“天下为公”四个字，意在传播自己的社会理想。他题写的“天下为公”横幅，已经发现的多达32件。

坚持和发展中国道路，搞社会主义制度，把国家看成是人民的国家，强调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社会的和谐，便沉淀有以上这些文化基因。

其他还有——

开创中国道路，不断改革创新，体现了“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精神气象。每天都要进取创新，才能自强不息。

中国道路树立的共同富裕目标，反映了“以民为本”“等贵贱”的价值追求。把人民看成国家发展的根本，平等相待各个社会群体。

中国道路强调依法治国，则沉淀了“立善法于国”“奉法者强”的政治基因。国家法度要松紧适度，便于人们遵守，遵奉法度治国，国家才能强大。

中国道路要构建和谐社会，不难看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人伦关系。要像尊重自己家的老人那样尊重社会上的老人，像亲爱自己的孩子那样亲爱别人的孩子。

中国道路推崇民主协商制度，需要“海纳百川”“多元通和”的治国理政胸襟。要像大海容纳无数江河一样，包容不同意见，在广泛沟通中形成决策。

中国道路实行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干部选拔标准，继承了“任人唯贤”“选贤与能”的用人方法。先把人品高尚的人用起来，也要把能干的人用起来。

问：中国道路的文化基因，是怎样体现在普通人生活当中的？

答：文化基因就像空气一样，无色无味，它的影响和作用是潜移默化的。在寻常情况下，人们难以感受到它的存在。随着时代条件的变迁，有的文化基因在现实中起到的作用不那么明显，有的明显一些。

2015年，中央电视台播出过一部大型系列电视纪录片，叫《记住乡愁》，以各地村落风貌为单元，讲述普通民众在现实生活中传承文化基因的故事。

安徽省有个屏山村，历史上一个在外做大官的乡贤把妻子留在家里照顾自己的母亲，从那以后，这个村落便形成“孝道传家”的传统。今天，走出村子打工挣钱的人越来越多，却始终没有一位独居老人，谁要是不敬养不尊重父母，在村里是抬不起头来的。

甘肃有个哈南村，历史上一直讲精忠报国、忠勇传家。至今，村子里还延续着扮演精忠报国英雄岳飞的形象四处巡游的民俗。这个村子的青年，在外服兵役、保家卫国的不少。

浙江有个诸葛村，著名政治家诸葛亮的后代群居于此。今天村里的人都谨守“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祖训，意思是，如果不能像祖先诸葛亮那样，成为治国理政的优秀人才，起码也要成为能够治病救人的好医生。结果，这种文化基因催生了当地的药材生意。

重庆市有个濯水村，一直讲求诚信传统。有人到当地小卖店里买东西，手头没有钱，记在账本上就行。小卖店老板由此记下不少赊账本，但村里顾客拖欠不还的事情，一次也没有发生过。

问：说中国道路只是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恐怕还不行。马克思主义就是产生于西方土壤上的外来文化。

答：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思想理论上做的最大事情，就是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谓中国化，就是和中华文化土壤结合在一起。

中国人最崇拜的本土思想家是孔子，最崇拜的西方近代思想家是马克思。他们既有文明背景的巨大差异，更有相隔两千多年的时代差异。按理说，他们两人碰在一起是会打架的，但中国却成功地让两人“握手言欢”。

有个叫郭沫若的作家，早在1926年就发表过一篇小品文，叫《马克思进文庙》。该文想象，有一天马克思来到上海，走进供奉孔子的文庙，和孔子讨论各自主张的社会理想、产业政策和富民主张，等等。讨论的结果，让马克思感慨不已：“不想在两千年前，在远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的一个老同志，你我的见解完全一致。”

虽是文学想象，倒也表明，先进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以后，便试图把两种不同文化资源融合起来。既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释和发展中华文化，又运用中国传统文化来印证和转述马克思主义理论。

问：中国常常讲多种文明并存发展，要向先进文明学习，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这种主张是怎么落实的？

答：有条文化政策，叫“洋为中用”，就是把外国有用的文明成果，包括有利于中国发展进步的西方国家的治理经验和某些体制，用到中国道路的实践中来。

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借鉴吸收了苏联制度建设的一些有益经验。改革开放后，更多地学习了西方国家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活力的体制。股票证券市场，在西方搞了几百年，中国把它拿过来，很快就搞得有模有样。中国搞过计划经济，知道它的优势在哪里，弊端在哪里；又看到西方搞市场经济的长处在哪里，弊端在哪里。综合起来，就有了自己的特点和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