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中国道路

中国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毛泽东那一代党的中央领导集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新中国成立后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全面展开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基础性成就，“为我们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积累了经验和提供了条件”，为中国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毛泽东思想“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些重要论断，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中国成立后领导人民所进行的探索奋斗，同今天我们坚持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历史和逻辑关联。由此说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绝不能互相否定，毛泽东与中国道路的关系不可分割。谈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探索，不离开中国道路这个方向，才能更深切地体会他作为伟大的战略家，在新中国成立后所做探索的内涵和价值；反过来，谈中国道路的探索和开创过程，不离开毛泽东那一代人积累的成果，才能更深切地体会到走出中国道路何等不易。

道路与决策

道路的探索和选择，常常是和一系列重大决策联系在一起的。

社会主义是什么，应该怎样去建设，总是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决策是实践的先导，没有决策，不敢做决策，就不会有实践的摸索。但决策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要有观察和判断的艰难过程。有的决策，放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其意义会看得更清楚。

这里举《毛泽东年谱（1949—1976）》写得很充分的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和平改造的重大决策。

1952年9月，毛泽东最早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时，对于如何过渡，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如何进行改造的问题，并没有详细说明。但是这时他已敏锐地觉察到，新中国经济经过头三年的发展，特别是经过公私合营、加工订货、工人监督、资本技术厂务公开等手段，私营工商业的性质已经变了，属于“新式的资本主义”，“他们已经挂在共产党的车头上，离不开共产党了”。这一定性和判断很重要，为此后确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和平改造的决策，提供了现实依据。

进入1953年，毛泽东开始考虑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手段和步骤。2月中下旬，他离京外出视察。2月19日在武汉同中南局、湖北省委、武汉市委负责同志谈到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时，明确提出，“对民族资产阶级，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和平赎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曾经设想过，但没有付诸实行。如何搞？需要调查研究。1953年四五月间，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率领调查组赴武汉、上海等地调研，总结工业方面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经验。6月15日、29日，毛泽东两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这当中，私营商业与私营工业的情况有所不同。怎样改造私营商业呢？毛泽东和党中央最早的想法是采取逐步排挤和消灭办法。但很快，毛泽东发现这种政策行不通。8月6日，他在一次谈话中说：“商业有一百八十万店员，加上夫妻店、摊贩有五百万户、一千万人口，不能统统挤掉，要想办法把其中一部分变为国家的零售店（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方式）。”9月7日，他在约请部分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人士谈话时，强调对私营商业不能采用“排挤”的办法，明确指出：“有了三年多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到这时，才最终全面确立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和平改造的政策。

细细品味这一过程，不难看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和平改造这个创造性决策，大方向来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具体做法则来自中国的实际国情，并且是在调查研究和反复权衡中逐步清晰起来的。所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此为一例。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符合中国国情的决策，才能够以很小的代价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中国道路奠定制度基础。

再一个例子是毛泽东在“文革”中重新起用邓小平的决策。

这部年谱详实地记录了邓小平在“文革”初期被打倒后，毛泽东从1967年1月17日到1969年4月23日九大召开时，关于对邓小平同志的20次评价，内容均是正面的。其中谈到，党的九大“可以选他（邓小平）当中央委员”“九大谁可当选中央委员，邓小平是一个标兵”。从这些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林彪事件后，毛泽东作出邓小平同志复出的决策，并委以重任，不是偶然的。他对邓小平的认识和评价比较一贯。

从历史的发展角度看，道路探索的逻辑常常是一环紧扣一环。邓小平复出后，在1975年大刀阔斧地主持整顿工作，事实上成为后来改革的先声，邓小平后来甚至说到，我们的改革实际上是从整顿开始的，只不过，那时不叫改革，叫整顿。正是因为整顿对中国的前进方向有巨大的影响，所以，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复出进而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便是众望所归。而邓小平1977年的再次复出对中国道路的开创，意味着什么，更是不言自明的事情。由此，今天回过头来看，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一贯评价，包括安排他复出，支持他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后坚持保留他的党籍，这些看起来并非偶然的决策与中国道路的逻辑关系，也看得比较清楚了。

道路与经验

道路的探索和选择，总是同总结和积累经验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不断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经验。

有了决策，有了实践，并不一定能找到正确的道路。道路探索的复杂性在于，在理论上、认识上还不很清楚的情况下，现实总会逼着你这样试一下，那样试一下。正是在试的过程中，留下大量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

毛泽东从井冈山时期开始，之所以能够逐步摸索出一条正确的中国革命道路，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正是因为他善于汲取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既有丰富经验，也有沉重教训。他的一个特点是，随时总结经验，坚持对的，改正错的，以适应新的形势。

毛泽东说过，从他讲这十大关系开始，“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透露出这篇讲话在道路探索上的初衷。

今天的人们都认为《论十大关系》讲得好，但那些观点不是毛泽东脑子里自动冒出来的，是从新中国成立后头七年的经济社会建设实践当中总结出来的。毛泽东1956年初连续用40多天的时间，听取34个部门工作汇报的具体情况。他是边听边讲，渐渐得出处理经济社会建设的十大关系。比如，谈到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毛泽东就讲，“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军政费用占国家预算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三十。这个比重太大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要使它降到百分之二十左右，以便抽出更多的资金，多开些工厂，多造些机器。”谈到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毛泽东讲：“现在几十只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办。立了一个部就要革命，要革命就要下命令。各部不好向省委、省人民委员会下命令，就同省、市的厅局联成一线，天天给厅局下命令。这些命令虽然党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但都说是中央来的，给地方压力很大。表报之多，闹得泛滥成灾。这种情况，必须纠正。”

今天的人们也认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得不错，那同样不是毛泽东的头脑里自动冒出来的。这篇讲话总结了苏联在看待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上的失误（不承认人民内部矛盾，一有分歧，均视为敌对矛盾），总结了1956年以来中国社会一些地方出现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的现象，才得出社会主义社会不光有敌对矛盾，还有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这个看法，而且，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同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是不一样的，主要靠说服教育。

毛泽东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经济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因为才进行七年，还需要积累经验。”“我们要求在取得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比较取得革命经验的时间要缩短一些，同时不要花费那么高的代价。”到1960年，他又写《十年总结》，明确承认，“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可见，在道路探索上，取得经验之难，正确地总结经验更不易。

毛泽东总结经验的一个鲜明特点是，一旦发现并且认识到某些做法是错误的，就会反复地讲。“大跃进运动”出现严重失误后，面对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和国民经济困难局面，毛泽东在此后一段不短的时间里，反复讲经验教训。他当时总结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有很多方面，这里举几个例子。

一是提出社会主义建设不能超越阶段。针对“大跃进”刮“共产风”和“穷过渡”的做法，毛泽东强调，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

二是提出搞社会主义建设要有耐心。针对“大跃进运动”生产建设盲目冒进的做法，毛泽东在1958年11月10日第一次提出“不要急”的想法。他说：“我们搞革命战争用了二十二年，曾经耐心地等得民主革命的胜利。搞社会主义没有耐心怎么行？没有耐心是不行的。”此后他多次讲，搞社会主义建设“十分急了办不成事，越急就越办不成”。

三是提出社会主义建设要量力而行，留有余地。针对“大跃进”的高指标和浮夸风，毛泽东发现后讲得最多的就是“要量力而行，留有余地”。他还说，这不只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1965年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有关部门搞了一千亿元的投资总额计划，毛泽东不同意，说搞这么大的计划盘子，老百姓怎么得了。

总结经验，是为了更好地推进道路探索的实践。毛泽东在道路探索上的实践，又积累成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启示着后人对道路的探索。对此，邓小平在1980年谈到如何看待毛泽东留下的经验教训时，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总结，而且是直接把它们同改革开放初期探索中国道路需要做的事情，紧密联系在了一起。邓小平说：“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道路与理论

道路的探索和选择，总是和理论探索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以理论探索为灵魂。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围绕社会主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是一个全新的时代课题，在思想认识和理论建构上，并不很清楚。但是，不清楚不等于不思考、不探索。在社会主义问题上，毛泽东是党内领导层作理论探索最多的。1956年初，鉴于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暴露出的问题，毛泽东强调“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提出要推动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第二次结合”这个命题，非常了不起，为此后的理论思考打开了闸门。

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独创性理论贡献，以及这些贡献为后来中国道路的形成所做的理论准备，大致有这样一些内容：

（一）提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和技术革命上来，开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先声。（二）提出走自己的路，独立自主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能够不断前进的真谛和动力。（三）系统阐发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为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确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提供了理论依据。（四）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分为发达的和不发达的两个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两个步骤，成为后来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发展战略的思想来源。（五）提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尊重价值法则，为最初设想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提供了认识准备。（六）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论著中，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带有全局性的事业布局，提出要统筹兼顾，处理好一系列重大关系，仍然是今天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思想资源。（七）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命题，为今天处理好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提高群众工作水平，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八）提出搞好民主集中制，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对于今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启发。（九）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建设方针，仍然是今天繁荣发展文化科学的重要原则。（十）提出保持“两个务必”、密切党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等一系列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思想，仍然是我们今天迎接“历史性考试”的基本要求。

梳理这些观点，会发现几个共同的特点：一是提出新的理论创见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它不是一蹴而就的；二是理论创见总是现实引发和倒逼出来的；三是理论创见真正要落实到实践当中必须有一个过程，并且是一件不很容易的事情，常常会出现反复的情况；四是符合历史发展的理论创见，不会被历史的发展所湮没。

总之，改革开放前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改革开放后把握现实、创造未来的出发阵地。中国道路是在毛泽东时代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而来；是在毛泽东时代取得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而来；是在坚持毛泽东时代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而来；是在科学总结毛泽东时代探索经验中继续向前发展而来。由此，当人们在中国道路上走向未来的时候，“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

（作者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