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把握湖湘文化的三重特质

湖湘文化蕴含兼容并蓄、吐故纳新、变革图强、经世致用等精神品格，是一种具有开放、开明、开创精神特质的文化。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时提出的“使湖湘文化在新时代实现新发展、呈现新气象”的明确要求，深刻把握其精神实质，弘扬其精神特质，推动湖湘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湖湘文化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展现新作为。

从注重交流交往中把握湖湘文化的开放气质

在世人眼里，“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是湖南人的个性特征，“会读书、能打仗、善理政”是湖南人的“标准形象”。其实，湖南人还懂经济、善经商，在对外交流交往中养成了开放气质。

从物的交易层面、对外贸易的维度看，悠久浓厚的商贸气息滋养了湖湘文化的开放气质。历史上，湘、资、沅、澧及洞庭湖水运十分发达，湘桂走廊、湘粤古道、海上丝绸之路等连通世界，瓷器、茶叶、桐油等远销世界各地。炭河里的钱币、长沙窑的陶瓷、安化“茶马古道”、洪江古商城、常德河街……足以说明湖南人注重对外交流交往，走出了湖南、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

从人的交流层面、外出留学的维度看，强烈浓郁的求学气氛涵养了湖湘文化的开放气质。首倡兴办“洋务”的湖南人曾国藩选取聪颖幼童赴美留学，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左宗棠创办船政学堂后，也派出留学生前往英、法、美等国深造，培养了一批科技骨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大批湖湘学子留学海外，为湖湘文化吸纳新鲜血液注入强劲动力，其中著名的有蔡和森、蔡畅、李立三、向警予、李维汉、李富春、何长工等人。1921年春，俄罗斯研究会介绍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彭述之等26人成为第一批中共留俄学生，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留法勤工俭学和留俄学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回国后积极宣传和倡导马克思主义，为中国打开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大门。

从注重融合融和中把握湖湘文化的开明气度

在历史的长河中，湖湘大地演绎了文化“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画卷，多民族的交融、多元地域文化的碰撞、学术思想的包容，体现出湖湘文化兼容并蓄的开明气度。

从民族文化融合看，多民族的交流交融体现了湖湘文化的开明气度。湖湘文化是在湖南原住民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吸纳以中原文化为主的外来文化而融合的多民族文化形态。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以后，湖南有过多次外地部族或民众的大规模迁入，各民族在冲突中不断融合。自汉末开始的几百年间，湖南江湖平原地区则逐渐成为以北方移民为主的聚居地。到宋代，战乱使中原百姓被迫离开家园，又出现一次北方人口大量南流的现象。明朝实行招诱流亡和移民垦殖政策，相邻省份的人络绎向湖南移民。清朝顺治、康熙到乾隆年间，多次颁布“招民开垦”谕旨，大量江西移民再次进入湖南。湖湘大地，汉族与土家族、苗族、瑶族、侗族、白族、回族等少数民族同胞和谐相处，不同民族文化的碰撞、交融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湖湘文化的开明特质。

从地域文化融合看，不同地域文化在湖湘大地的融合丰富了湖湘文化开明气度。湖南具有北通中原、南达岭南的优越区位。几千年来，湖南文化撷南北文化之长，既拥有中原文化的顽强坚毅和现实价值取向，又有南方文化的灵性飘逸与浪漫激情。不同地域文化不断交流与融合，使湖湘文化既保留了特色，又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

从学术学派的融合看，兼容并蓄的学术流派呈现了湖湘文化的开明气度。在湖湘文化发展的历程中，既有湖南人，又有寓湘人物塑造了湖湘文化的多元性。屈原、贾谊、柳宗元、刘禹锡、王昌龄、辛弃疾、胡安国、胡宏、张栻等寓湘人物既受湖南地域文化的影响，又带来了不同的文化气息。周敦颐、王船山、陶澍、魏源、曾国藩、郭嵩焘、谭嗣同等人以湖南的本土文化为根基，吸收了其他区域文化和思想，丰富了湖湘文化的内涵。近代以来，湖南学界理学与汉学、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儒家学说与诸子百家相互兼收并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明确提出“双百”方针，打破了学术思想文化领域沉闷的空气，焕发出勃勃生机与活力。

从注重创造创新中把握湖湘文化的开创气概

近代以来，湖湘人士的开放性突出地体现在敢于学习一切先进事物，善于学习利用一切先进科学技术并加以创新发展，创造创新成为湖湘文化的鲜明底色。

从思想创新维度看，“变革图强”凸显了湖湘文化的开创气概。近代以来，湖湘人士在社会思想即道统层面不断拓宽视野，吐故纳新、睁眼看世界，引领了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潮流。《海国图志》的作者魏源，开近代中国学习西方之先河，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著有《使西纪程》，详细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辛亥革命时期以黄兴、蔡锷、宋教仁、陈天华等为代表的湖南留学生以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为己任，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湘籍革命家，在各种思想潮流的淘洗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拓展了湖湘文化开放性的广度和深度。

从技术创新维度看，“洋为中用”体现了湖湘文化的开创气概。近代以来，湖南人发扬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积极向西方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寻求自强自立的国家近代化良方。曾国藩从办洋务的经验中逐步认识到掌握西方科技的重要性。戊戌维新时期以谭嗣同、唐才常等人为代表的维新派，辛亥革命时期以黄兴、禹之谟等人为代表的革命派，都积极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新中国成立以后，更是坚持学习一切先进事物。毛泽东在1956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的《论十大关系》讲话中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这一方针，为新中国学习先进科学技术指明了方向。

从实践创新维度看，经世致用的精神品格彰显了湖湘文化的开创气概。湖南人不仅善于学习先进科学技术，更注重学以致用。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仿西洋之法”，开办近代化军工企业。留洋归来的熊希龄改革创新醴陵瓷业，使优质的醴陵瓷走向世界，声名远扬。矿业大王梁焕奎引用国外先进技术，在长沙创办华昌炼矿公司，1915年出口生锑、纯锑15095吨，占全国出口量的78%……一批又一批湖南人身体力行诠释出湖湘文化的开创性，成为中华文明焕发生机与活力的重要因子。

（作者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副院长（副主任）、湖南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