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固本栽大木

长沙县影珠山板仓冲是近代学者杨昌济的出生地，他父亲杨书祥靠教授私塾养家，母亲向氏能识文断字，以仁慈著称乡里。他从小受淳厚的家风滋润，以耕读为本，一直是亲友和乡邻眼里的读书种子。

杨昌济崇拜湘贤曾国藩，尤其钦佩他修身治学时所运用的方法，那就是务实。朴实为人，扎实做事，平实立论，不哗众取宠，他对自己始终如此要求，对学生也如此要求。

1898年春，杨昌济进岳麓书院求学，恰逢维新变法运动渐入佳境，南学会初开，民主气氛浓厚，作为通讯会友，杨昌济总是兴冲冲地前往会场听演讲。其中有个提问环节，他询及如何理解“天地之大德曰生”，谭嗣同的回答很是诚恳：“于圣贤微言大义晦盲否塞之秋，独能发如此奇伟精深之问，此岂秦汉以下之学者胸中所能有哉？兹事体大，余亦何敢论断。总之以民为主，如何可以救民，即以如何为是，则头头是道，众说皆通矣。”谭嗣同弘扬民主的精义，以此阐释“天地之大德曰生”，这给杨昌济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1898年夏，谭嗣同在湖南创立延年会，“其用意在于省去无谓之应酬，以所省出之精力时间读书办事。谓计人寿命之修短，不以其年龄之多少，而以其作事之多少。如作事多则虽中年亦可云寿考，如作事少则耄耋亦可云夭折。省去无谓之应酬，则人人可多办事，人人延年益寿矣”。延年会的宗旨为“精勤”二字，古人称“仁者寿”，谭嗣同称“勤者寿”，这个观念更接地气，也更健康。杨昌济本就朴实勤奋，对延年会的宗旨赞赏有加。

谭嗣同对杨昌济的影响非常大，甚至大过曾国藩对他的影响。谭嗣同以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救天下大难，杨昌济认定他是“死一身一家，而生天下万世”的仁人，反复强调“谭浏阳英灵充塞于宇宙之间，不复可以死灭”。谭嗣同的《仁学》冲击震荡杨昌济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堪称“核爆级”。

要有大胸怀，须开大眼界。20世纪初，杨昌济认识到“处此时势，非有世界之智识，不足以任指导社会之责”，于是他出洋求学，留学日本6年，留学英国3年多，游学德国9个月。出国前，他决定改名为“怀中”，其义自明：身在异域，心怀中土。

到了日本，杨昌济先入弘文学院，后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当时，同乡好友黄兴主张民族革命，杨昌济也有意学习军事，但仅仅参练过一次兵操之后，他就心中有底了：“吾自度非破坏才，且志在学问，不能从军也。”

某日，友人置酒相邀，请杨昌济赴蒲田看梅。席间，杨昌济搁下酒杯，感叹道：“吾辈皆三十许人，学问尚如此，再不自立，何以为人！”此言“志气真切，意味深厚，纯然学者之用心”，朋友闻之无不动容。

杨昌济告诉李肖聃：“为学之要，在乎躬行，左文襄所谓‘无实行不为识字’也。”他要躬行的是用伦理教育改造出一代新人，这与革命其实是互补的，毕竟破坏只是革命的手段，建设才是革命的目的。他认为，法不可不变，就看怎么变。“法之变有二：有变之自上者，有变之自下者。变之自上者，效速而易迁；变之自下者，效迟而可久。”具体而言，政治变革自上而下，动静大，却难以持久，并不可靠；教育变革自下而上，动静小，润物细无声，收效却不可低估。他说：“欲强中国，当蓄力于小民。士大夫积其教化之功，小民各自积其学问、阅历、兴举、扩充之功。积累久之，民智大开，则浡然兴起而莫能御之矣。”

李肖聃得过杨昌济许多教益，曾撰文感慨道：“怀中感人处，在志气真切，意味深厚，纯然学者之用心，今之人不逮也。”不逮，就是不及的意思。

优秀的学者必定极其敏感。当年，日本人瞧不起中国人，处处表现出来。有一次，日本老师讲西洋历史，借题发挥，说是中国人就跟古罗马人一样，只珍爱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不太在意本国的土地被异族占领，甚至以本民族的文化能够同化异族而骄傲。杨昌济顿时就觉察到，日本老师的这番言论有弦外之音，是在鼓吹“侵略之合理性”，暗藏“入主中国之思想”，心中立刻产生大不平。

1909年春，受清政府欧洲留学生总监蒯光典之召，杨昌济离开日本，前往英国，入苏格兰阿伯丁大学哲学系，专攻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他对于伦理学上的各种主义，如禁欲主义、快乐主义、功利主义、利己主义、利他主义等等，都有广泛而深入的考察和比较。

杨昌济最用心着力的方面仍是教育，这从他的诗句“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可以看出。他在湖南高师开课西洋伦理学、教育学和哲学，“其规划皆先生之首创”。

杨门众弟子几乎都见过恩师在长沙寓所门框上挂着的那块一尺来长、三寸多宽的铜牌，上书隶字“板仓杨”。5年间，这块铜牌从河东到河西，再从河西到河东，杨昌济把家搬到何处，它就挂在何处，总有好学的青年徒步前来问学求教。毛泽东、蔡和森、萧子昇、陈昌、张昆弟等弟子都是“板仓杨”书房里的常客，他们组成一个哲学研究小组，从1914年冬到1915年9月，每逢周六或周日，就在杨家讨论哲学问题，彼此介绍进步读物，交流读书心得，“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一些进步教员，例如黎锦熙，也被吸引到这个圈子里来。

1918年4月，新民学会成立，杨昌济乃是公认的精神导师。原因很简单，新民学会确定的纪律，“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都是杨昌济的一贯主张。此外，他们不混世，不受生活琐事羁绊，不向腐败社会妥协，出淤泥而不染，这也与杨昌济对于政治和生活的态度高度一致。

杨昌济受曾国藩影响，将每天记日记当作修身功夫来做，也鼓励弟子门生每天记日记，有时还会借阅他们的日记，感受新风。在1914年的《达化斋日记》中就有这样的内容：“阅陈生昌日记，载有肖生旭东数语云：‘不为我造就我，而为国家造就我；不为我求学问，而为学问求学问。’颇有所见，故录之于此。”“阅熊、肖二生日记，知船山学社切实讲船山所著之书，此事深惬鄙意。刘艮老之绪论亦甚平实，青年肯往听讲，必有益也。”刘艮老即船山学社首任会长刘人熙，是研究王夫之学说的学者。

出版家、教育家舒新城回忆自己在湖南高师的读书生活，感叹道：“在人格上最使我受感动者为杨怀中先生……其处世接物一本至诚，而一切都以人情物理为归。他律己极严，不吸烟，不饮酒，读书作文均正襟危坐，处以虔敬，但对他人则并不强加干涉。常谓美之所以为美，须有多态统一，于人亦然，只要其行为不害及群众，应听其自由。”言传身教，潜移默化，杨昌济“欲栽大木柱长天”，可谓用心于培元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