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 | 开辟人民文艺的新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78年前，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特别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本期我们节选刊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刊发赏析文章，旨在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在新时代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展现新作为。

高度重视文艺队伍，发挥革命文艺的作用，是毛泽东塑造新文化的内在驱动力。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为《讲话》），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既是政治家讲文艺，又是文艺家讲政治，政治观中有文艺观，文艺观中带政治观。从《讲话》开始，革命文艺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那么，如何理解《讲话》呢？《讲话》的重点内容是什么呢？

——体与用。《讲话》之“体”，是列宁1905年写作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毛泽东让博古把这篇文章重新翻译，刊发在1942年5月14日的《解放日报》上。在这篇文章中，列宁提出“党的文学”的概念，指出“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毛泽东在《讲话》中关于文学的阶级论、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的党性原则等关键性立论，源自列宁的这篇文章。同时，《讲话》创新了列宁的文艺观，确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人民性”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讲话》具有强烈的本土化取向，提出许多具体做法，属于“用”的层面。

——经与权。郭沫若评价《讲话》“有经有权”。这话传到毛泽东耳朵里，他觉得遇到了知音，高兴地说：“这道理是对的。”“经”是必须坚守的道理，“权”是权宜之计；“经”是法门，“权”是方便法门。《讲话》中哪些是“经”？哪些是权宜之策？“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是《讲话》的核心观点，属于“经”的部分。胡乔木说：“《讲话》主要有这样两个基本点：一是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二是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在这两个基本点上，《讲话》的原则是不可动摇的。”这应该属于“经”的部分。毛泽东在“普及与提高”中强调“普及”，褒“下里巴人”而贬“阳春白雪”，属于“权”的部分。毕竟群众文艺在整个文艺中是比较粗糙的部分，但在炮火连天、风紧云急的形势下，在欣赏群体以农民为主的环境中，迁就民众的趣味以求普及，使得文艺发挥“群”的作用，文艺才能“有用”。按照毛泽东《讲话》指引而创作的《白毛女》，从乡民之口，经文人之手，成为舞台上的经典，经历的是由土到洋、由俗到雅的提高过程。《讲话》中的一些观点不是从文艺审美出发而是从当时的军事、政治斗争的形势要求出发的，这都属于“权”的内容。

——政治性与艺术性。毛泽东强调政治标准优先。“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政治”这个概念，其含义伸缩性很大，既可以理解为某一历史阶段的战略任务，也可以理解为某个阶段具体的政治任务。毛泽东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主要是为工农兵服务。毛泽东同时强调：“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文艺与党的关系。毛泽东期望党与文艺之间的关系达到一种新的可能性。他说：“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把文艺当作革命的一部分，强调文艺的政治功能，实现党对文艺的领导，强调这是“文学的党性原则”。“党的文艺”概念的提出及具体的落实，终结了中国两千多年来行政权力与文化权力相分离的旧传统。

——文学家艺术家与文艺工作者。《讲话》一上来就把“文艺”称为“文艺工作”，把艺术家、文学家等称为“文艺工作者”。这是称谓的调整，也是一种位置的调整。文艺工作者必须调整角色，放下架子，做好“孺子牛”，当好革命的“齿轮和螺丝钉”。参加文艺座谈会的林默涵深有体会地说：“艺术家要打碎艺术高于一切的观点，到实际工作中去，并且是以一个工作者的身份真正参加实际工作。”

——歌颂与暴露。《讲话》中“引言”部分和“结论”部分都讲到了歌颂与暴露的问题，这是文学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革命文艺队伍中产生争论的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说：“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歌颂呢，还是暴露呢？这就是态度问题。“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

毛泽东的《讲话》，一是指明“方向”，确立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二是提出“改造”，即改造小资产阶级世界观；三是提倡“结合”，文艺要与工农兵和现实相结合；四是要求“学习”，即文艺工作者要学习马列、学习社会。全篇《讲话》贯穿一条红线，就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

《讲话》中的“工农兵”“大众化”“孺子牛”“螺丝钉”“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这些新词语新句子，猛烈地撞击着每一个文艺工作者的灵魂。作家严文井参加文艺座谈会后说：“我觉得原先那一套不行了，得跟着毛主席走。”

毛泽东说：“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革命文艺的方向明确了。

文艺，曾经为宗教服务、为宫廷服务、为士大夫服务、为有钱人服务、为自己服务，为艺术而艺术。毛泽东鲜明地提出“为工农兵服务”。对于大多数从事文艺的人来说，“工农兵”是很抽象的概念，毛泽东就这么鲜明地把具体的“工农兵”推到大家面前。

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八路军大合唱》词作者公木说：“经过座谈会，‘工农兵’顿然成了一个熟语，‘兵’字缀于‘工农’后面，构成一个复合词，这是以往所不曾听见过的。”曾经呼唤“韩荆州”的诗人艾青说：“我第一次听到了为工农兵的论点。”美术家蔡若虹说：“我在上海画画的时候，只晓得为革命，不晓得为工农兵。我只有一个空头的革命概念，不晓得具体的工农兵。从这一点上，文艺座谈会把我的脑子打开了。”作家舒群说：“在文艺座谈会以后，我们才比较认识到另一个道理，到底什么叫作‘面向工农兵’”“当我们从‘亭子间’来到工农兵群众中间，面临新的人物新的事件的时候，真好像从另一个星球掉在地球上来似的”。以演唱《兄妹开荒》《拥军花鼓》闻名的李波说：“‘面向工农兵’这个口号，当时在我们脑子里特别新鲜，我们把这几个字写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作为座右铭。”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文艺工作者走进人民中去，学习群众语言，与人民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文艺工作者感情起了变化，文艺观发生了根本转变，心中真正地树立起了人民的地位。从秧歌运动、《白毛女》开始，文艺工作者深入践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理论。民歌、秧歌、剪纸等“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艺术被文艺工作者发掘出来，前所未有地上升到国家艺术的高度。一批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具有民族形式、革命内容的作品涌现出来：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孙犁的《荷花淀》，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连《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东方红》等脍炙人口的歌曲，也是鲁艺的师生从偏僻乡村收集整理出来的。

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时代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