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严守党规党纪的典范

任弼时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系统概括了党性理论体系，明确提出“党员要增强党性，必然要加强组织纪律性”。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的“心学”，纪律教育则是党性教育的重点。我们回顾任弼时关于纪律教育的论述与实践，就会发现他始终要求党员“遵守党的统一的纪律”，坚持要把铁的纪律挺在最前面。可以说，他是共产党人严守党规党纪的典范。

维护党的一元化领导，维护党的领袖权威

1941年至1942年抗日根据地遭遇的困难是史无前例的，出于反对党内严重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迫切需求，以及治理抗日根据地严峻环境的客观需要，都必然要求增强党的领导权威。为此，毛泽东呼吁：“我们一定要建设一个集中的统一的党。”

1943年1月7日至9日，任弼时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的讲演，强调党员要正确认识党的领导作用，维护以党为中心的一元化领导。“党的组织是无产阶级各种组织的最高形式，必须而且能够领导其他的组织，包括政府、军队、合作社和工农青妇群众团体都在内。”但在陕甘宁边区，有一些党员并不能正确认识党的地位和作用，他们否定西北局是边区的领导核心，按照自己的想法“独立地”去进行他们所领导的某一部门工作。还有一些从事军队工作的党员干部没能正确认识党领导人民军队的性质，产生军阀主义倾向，把军队看成自己的势力，造成与党的对立。毫无疑问，上述错误倾向必然会严重损害党的一元化领导以及根据地建设。

对此，任弼时采取了严正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态度，他首先提出各级党组织“不应该只向群众向别的人要求服从纪律、遵守纪律，而首先自己应该服从纪律、遵守纪律”。这是建立和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保障党的领导中心地位的重要前提。其次，他指出需加强对党员的纪律教育，纠正不良倾向，强调“对于某些仍然继续闹独立性的同志，须严申党的纪律。西北局是党中央的代表机关，西北的每一个党员，每一个党的组织，只有爱戴西北局，坚决执行西北局的决定，才能表示他们真正是拥护党中央的正确路线，真正是爱戴党的中央和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

开展组织原则教育，强化党员纪律意识

大革命期间，一系列组织管理问题随着党组织规模的扩大而暴露出来，最显著的当属组织内部纪律松散的问题。早在1925年2月，任弼时就指出党组织普遍缺乏纪律意识。整风期间，任弼时对宗派主义进行“历史的血的教训的总结”，对于如何克服和防止宗派主义，他强调要进行党的组织原则教育。

1941年，任弼时在《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中提到要以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为遵循，“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党的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的各个组织服从中央”是每个党员必须遵守的纪律。1942年7月14日，任弼时在中央党校作了《为什么要做出增强党性的决定》的报告，提到党是一个团结、统一的整体，但是由于党内成分复杂，一些党员的小资产阶级意识还很浓厚，独立主义、本位主义、个人主义在党内造成了恶劣影响。如果不及时纠正，就会严重影响党的团结和统一。为此，他再次强调：“在反对宗派主义的斗争中，纪律教育十分重要。”1949年3月13日，任弼时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以1942—1943年的党务工作为例，谈到此时期开展政治教育对党员“提高认识、遵守纪律、服从决议”发挥了重大作用。

如何有针对性地进行党内教育？任弼时认为，一是要完善党组织生活，他建议每周由各级党组织、青年工人联合举办一次召集大会或联欢会，以期加强党组织的动员能力和教育功能。二是党要通过建立规章制度、开展普法工作等来提高党员的政治觉悟和水平，自觉“克服无组织性与散漫性，克服不遵守纪律、不服从组织等不良倾向”，以期强化纪律意识、统一纪律规矩。

始终保持清正廉洁，严肃惩治贪污腐化

任弼时在维护党规党纪上，特别强调“党员比非党员的工农更要严格的负责”。他生活极为艰苦朴素，革命时期与普通群众同吃一锅饭，同穿一种衣，总是上身穿制服，下身穿短裤，脚穿草鞋，与普通战士一样。有一次，新担任永保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贫苦农民田玉祥，把打土豪得来的皮大衣穿在身上参加省委联席会议。任弼时教育他，作为一名党员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再来开会时，他恢复了农民穿戴。进城之后，任弼时也始终如一，从不准自己及家人搞任何特殊。

对于违犯党纪的同志，他首先予以批评教育，促其改正错误，但是，“对于经过党的斗争教育批评还不改正错误的分子，必须执行党的纪律”，问题严重的则绳之以法，毫不留情。

他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时，指派专人查处了郭亮县龙家寨区的重大贪污案。龙家寨区委书记肖恢先利用职权，贪污银元450多元，并和土豪劣绅王卜山的女儿姘居，造成恶劣影响。省委判处肖恢先死刑，并在各县、区、乡广泛开展了反贪腐斗争，极大地震慑了贪污腐败分子。任弼时通过反腐倡廉建设，严肃了党纪和苏维埃法律，警示了党员干部，赢得了根据地人民的热烈拥护。

对待干部公道正派，关爱群众不遗余力

作为长期从事党的组织、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者，任弼时一方面坚持原则，刚正不阿。众所周知，王明曾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犯过“左”倾错误，抗日战争初期又犯了右倾错误。在整风运动中，王明虽然表面上承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但在骨子里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任弼时对此没有退让，与王明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还与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一起两次同王明谈话，对王明的错误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另一方面，他又宽容厚道，爱护干部。师哲在苏联时，因为该国搞肃反而失去了工作，任弼时为他又找到了“饭碗”，还留心帮他找回了失散15年的妻女。这种事情多了，“党内妈妈”的称呼也不胫而走。

任弼时还时刻关心群众疾苦，维护群众利益。有位老农焦急庄稼活忙不过来，任弼时得知后第二天清晨就带人下地支援。农民赵占山的妻子患了急病，正准备用门板将病人抬到十几里外去求医时，任弼时得知消息马上派一位军医上门治病。即使在病重期间他仍要求“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因此深受干部群众的尊敬爱戴，被誉为“骆驼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是党战胜风险挑战、实现政治目标的重要保证。不论是革命战争时期，抑或是和平建设时期，严明的党纪都是关系到党的凝聚力、战斗力乃至生死存亡的大事。回顾党史，任弼时高度重视党纪教育，对此进行了不懈的理论探索与实践，一生严守党规党纪，所展现出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优良作风，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铭记！（作者系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省委党校基地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