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性奠基性贡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邓小平同志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这一崇高评价，高度概括了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性奠基性贡献。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使中国社会主义获得新的生机与活力

1956年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对于怎么样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人口大国搞社会主义建设，世界上没有成功的经验可沿用。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后期以后，由于各种原因，党的探索逐渐偏离正确方向，由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发展到指导思想陷入“左”的错误，最后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中国社会主义要走出困境和危机，必须开创一条新道路，首先必须彻底打破“左”的思想严重束缚。邓小平复出工作后，即集中解决了这样两个根本性问题。

一是支持和推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推翻“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彻底纠正党在长时间里指导思想上存在的“左”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给党和人民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造成了严重的障碍。要推翻“两个凡是”，必须从根本的思想路线上解决问题。从1978年5月开始，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支持和推动党内外开展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重新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科学论断，继而主导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恢复确立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之后邓小平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充分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取得的历史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同时，分析指出党在长时间里将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及处理社会关系上的“左”的错误，特别是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作为其理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同时，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将作为科学理论体系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既为彻底纠正党在长时间里指导思想上存在的“左”的错误排除了障碍，又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貌，从根本上避免了毛泽东思想继续被歪曲、割裂和教条化的命运，使党的指导思想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

二是推动全党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转移，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在推动思想解放的过程中，邓小平将党和人民对社会主义建设出现的严重挫折与教训的反思，引导到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上来。他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集中回答了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1978年5月他在东北视察时的谈话中即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后来，他不断阐发这一思想，完整地形成了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发展生产力，当然必须把经济建设放在中心地位。解放生产力，则是需要不断变革、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具体制度。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起来之后，还要不断变革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他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出现困局，关键“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正是在邓小平提出的这些思想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由此发端。邓小平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命题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

领导党和人民战胜各种困难和挑战，不断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必然面临各种错误思想观念的阻力，又必然面临各种难题、困难甚至风险和挑战。改革开放的头一二十年尤其如此。邓小平领导党和人民坚持开展反对“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倾向的斗争，积极应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带来的风险和挑战，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不断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几乎都是克服传统僵化的思想观念的结果。党的十二大之后，农村改革进一步深入发展，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还停留在起步阶段，如果不加快推进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就不可能形成全面改革开放的局面。但一些固有的传统的思想观念困扰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比如，允不允许雇工经营的问题就是推进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一只“拦路虎”。在人们的传统观念里，雇工经营就是剥削，就是搞资本主义，有人认为是违反宪法的。为此，引发了党内一场激烈的争论。邓小平对雇工经营先是提出“不急于限制，看两年再说”，后又明确指出它“冲击不了社会主义”，并且提出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事物，要以“是否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为了打破传统僵化思想观念对人们的束缚，他进而又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论断，强调改革不是对原有经济体制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革命性的变革，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兴办经济特区是对外开放的一大创举，也是经济、政治体制全面改革的综合性探索，其成败得失关系到改革开放的全局。但经济特区办起来之后，在经济秩序及社会管理方面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沿海地区包括经济特区，出现了严重的走私贩私和其他各种犯罪活动，内地不少地区各种经济领域犯罪和其他犯罪也蔓延开来。由此，引发了党内外对经济特区的非议和责难。关键时刻，邓小平提出坚持改革开放与打击犯罪活动“两手抓”的方针，即一方面抓严厉打击犯罪，另一方面抓改革开放不动摇。对经济特区的工作，他提出主要是认真总结经验。1984年1月下旬至2月中旬，他亲自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经济特区和上海。经济特区改革开放取得的显著成绩和生动实践，使他更加坚定了扩大开放的信心和决心。回京后，他即约中央主要负责人谈话，明确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他还就继续扩大对外开放，提出了一个影响全局的设想。这就是：除现在的特区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还要考虑开发海南岛。邓小平视察特区和这次谈话，不仅使办经济特区的决策是对还是错，要不要坚持将特区办下去的是非之争有了明确结论，而且对于统一全党思想，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之后，中央相继决定进一步开放由北至南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及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我国对外开放在沿海从南到北次第铺开，形成多层次、梯度推进的新格局。

进入90年代，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遭受重大挫折，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前途失去信心，担心中国会成为多米诺骨牌中的一块跟着倒下去；一些人则“左”的思想又抬头，对改革开放产生怀疑。在这种情况下，1992年1月中旬到2月下旬，邓小平视察南方，就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继续推向前进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谈话。他指出，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他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针对有人提出改革开放必须问姓“社”还是姓“资”，他提出判断改革开放的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针对有人对对外开放仍放不开手脚，他指出“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他从冷战结束、国际局势呈现多极化发展的有利条件出发，提出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发展才是硬道理”。他根据经济全球化浪潮兴起的形势和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实际，判断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已经成熟，明确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深刻回答了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极大地促进了全党的新的思想解放，成为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全面的战略部署，特别是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我国改革发展进入新阶段。

创立邓小平理论，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基本设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这主要是指邓小平提出并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思路和实践原则，并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一系列基本设计。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问题。邓小平一直强调理论要管用，他所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思路和实践原则，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的基本设计，既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又是从中国的国情实际出发的，是从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各种实际问题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因而对于党和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长远的科学的指导作用。

具体说，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思路和实践原则，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及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重大问题。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他强调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案，不照搬外国模式，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他提出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超越阶段；关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现阶段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的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动力，他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他强调要实行对外开放，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政治保证，他强调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关于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他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而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

邓小平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设计，是他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思路和实践原则的具体化。最重要的有：党和国家基本政治路线设计，即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设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设计，即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设计；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目标设计，即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设计；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设计，即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设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重点设计，即将发展科学技术作为现代化建设战略重点的设计；对外开放设计，即全面、全方位、多种形式和多种渠道对外开放的设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设计，即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两个文明一起抓的设计；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目标和步骤设计，即小康目标和“三步走”的现代化发展战略、步骤设计，等等。

邓小平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的这些基本设计，是着眼于中国社会主义长远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业的战略设计。这尤其突出地表现在他关于小康社会目标和新中国用一百年时间建成中等水平发达国家的目标设计上。进入21世纪后，党在领导人民推进小康社会建设的实践中，对小康社会建设又作出了分阶段的安排，提出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推进民族复兴大业，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又提出了一系列新目标、新要求，并作出“新两步走”的战略安排。2022年召开的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正在一步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越来越表现出强大的生机与活力，展示出广阔壮丽的前景。

（作者系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