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之初 ——毛泽东是怎样被历史选择的（四）

“枪杆子主义”问题

反对帝国列强、消除封建军阀这目标，毕竟只有靠枪杆子才能实现。正像鲁迅先生1927年4月8日在黄埔军校的演讲中说的那样，“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他轰走了”。4天后，蒋介石就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当时在上海领导工人运动的李立三、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等，立即发电向在武汉的中共中央建议，“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

中共手下无兵，谈何“出师”，还得靠武汉国民政府及其军队。无奈的是，在武汉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和陈独秀，都反对立即东征讨蒋，主张继续北伐河南。毕竟，从这个时候起，中共高层的有识之士，已逐步把注意力转向抓武装以应不测上面来了。

不测的事件果然接踵而来。大革命策源地广东4月15日发生搜捕和屠杀共产党员事件；5月13日，驻宜昌的夏斗寅发表反共通电，进军武汉；5月21日，长沙许克祥部叛变，湖南工农运动顷刻间陷入血泊之中；6月6日，江西驱赶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出境。

国共两党关系全面破裂，已到摊牌时刻。共产党人不得不另寻出路。蔡和森等提议“积极准备武力对付，以暴动对付暴动”。毛泽东和蔡和森在武汉接待从湖南逃出来的工农干部时，明确讲：“回到原来的岗位，恢复工作，拿起武器。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6月中旬，周恩来提出在湖南举行暴动的计划，但被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拒绝。

6月下旬，毛泽东自告奋勇回湖南重组省委，着手应对之策。张国焘回忆：“毛泽东当时表现了他的奋斗精神，自动选择回湖南去，担负领导农民武装的任务。我们原分他到四川去，这是为了他的安全着想，亦由于四川也是大有可为的地方，尤其是关于农运的发动。他这个湖南籍的‘共产要犯’却要冒险到湖南去，不甘心让他所领导起来的农运就此完蛋。我们当时很高兴地接受了他这个到湖南去的要求。这也许就是他后来被逼上井冈山的起点了。”在毛泽东的回忆中，这却是件遗憾的事情：“十天以后，他（陈独秀）又命令我立刻回去，指责我组织暴动反对当时在武汉掌兵权的唐生智。这时，党的工作处于混乱状态。”

面对危局，陈独秀主持的中共中央，缺乏应有的斗争精神和应对策略准备，更缺乏可以稳定情绪的实力准备，因而处于慌乱境地。中央的领导力已经涣散，而越是涣散无力，陈独秀的倔强脾气越发地被激发了出来。在1927年6月30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要通过一个继续对武汉国民党政府退让的文件，与会的任弼时以团中央的名义提出一个书面意见，表示不同意该文件，结果陈独秀看后“大发雷霆，也不传阅，就把它撕成碎片，扔在地上，用脚踏上”。任弼时要求发言，也被拒绝。

回到武汉的毛泽东，在7月4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主张要保存湖南农民武装，保存的方式，一是“上山”，二是“投入军队中去”，而“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到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对中共中央进行改组，成立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组成。陈独秀从此离开领导岗位。这个新的领导机构，作出两个重大决定：共产党员撤出武汉国民政府，党的组织转入地下工作；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后，中共随即决定在南昌举行起义；在秋收季节，组织湘鄂赣粤农民暴动；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决定新的革命时期的政策。

在这个历史转折中，周恩来在党内领导层里脱颖而出，起了主心骨的作用。这不只是因为他策划和领导了南昌起义，也在于他去南昌前从容处理汪精卫叛变前后的党中央日常工作。对此，连排名在他之前的临时中央常委张国焘，在回忆中也不得不承认，他说：“周恩来是一个不多发表议论而孜孜不倦的努力工作者。他很镇静的夜以继日的处理纷繁的事务，任劳任怨，不惹是非。所有同志们的疏散工作，多半由他经手。他之获得一般同志的敬重，地位的日渐重要，也是从此开始的。”正是从1927年起，周恩来连续近50年始终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副主席，处于党的核心领导层，直到逝世。这种资历，在党内可说是无出其右，是个奇迹。

在1927年7月，拿起枪杆子武装反对国民党右派，已成为党内共识。周恩来、李立三、张国焘三位中央常委去领导南昌起义后，接下来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讨论决定党在新时期的政策，一共有22位代表参加，其中有10名中央委员、3名候补中央委员参加，不足中央委员会的半数。李维汉担任会议执行主席，瞿秋白主持会议并代表中央作报告。罗米那兹代表共产国际作了一个不短的报告，讲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

讨论共产国际代表的报告时，毛泽东第一个发言，说了下面这段很有名的话：

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枪杆子和群众运动的结合，最有力量，必然造就一个新的革命高潮。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作报告，明确提出：“要以我们的军队来发展土地革命。”“农民要求暴动，各地还有许多的武装。有这样好的机会，这样多的力量，我们必须要燃着这爆发的火线，造成土地革命。”如今我们党的著述通常讲，八七会议标志着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的历史转变，依据便在这里。

早期党的重要会议发言记录，保留下来的很少。而八七会议上的发言却幸运地留存下来，而且是原汁原味。记录人是23岁的中央秘书邓小平，发言比较激烈的是团中央书记任弼时，也是23岁。在革命生死存亡、何去何从之际，免不得对此前的中央政策及领导作风表达不满。摘录一些内容，可更清楚地看到那群年轻的革命者，在历史转折关头的激情、真诚、直率——

以后上级机关应尽心听下级的报告，然后才能由不革命的转入革命的。（毛泽东）

我们党的书生气概也非常之重，因此，中央自然要犹豫动摇，发生机会主义了。（邓中夏）

要改变党的指导必换新的指导人不可，过去党的家长制到现在已经不适用了，非打倒不可。（蔡和森）

过去党的指导不好，有绅士的气概。（彭公达）

现在党要改变过去的错误原则，要实行，非有新的领导机关不可……老头子（陈独秀）可去莫（斯科）。（任弼时）

特立（张国焘）说：土地革命无法做，如做，则不但国民党反对，即党内的群众也必有三分之二反对，这是非常错误的说法。（李子芬）

革命的指导机关犯了绅士的毛病。我们的党缺乏平民的精神。（瞿秋白）

罗亦农的发言，还把矛头指向了共产国际：“大家都说国际是无错误的，我要公开地批评国际：国际的政治指导不成问题，是对的，但在技术工作问题非常之坏。”当面批评共产国际代表，这在幼年的中国共产党高层，是非常罕见的。

在场的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坐不住了，他起而反驳：“谁也不敢担保没有错误，我也许将来有错误的。不管罗维（罗易、维经斯基）等的路线如何，总比我们中央有错不改要好些。……只要我们是革命的机关，纵然国际代表有错也是不十分严重的。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如何能实行国际的指导。”这个回答，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共产国际对大革命失败的态度。

党的大政方针，包括中央领导层人选的安排，终归是共产国际代表说了算。接下来，罗米那兹拿出一份改组中央政治局的名单，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各7人，均没有列入毛泽东。投票前，列入名单的蔡和森率先表示：不要加入自己，一是因为过去犯过错误，二是自己已经决定去湖南工作，应该加入毛泽东、陆沉、彭公达三人。毛泽东立即发言：“我现在担任土匪工作不能加入。”毛泽东说此话，是因为中央已经决定他回湖南领导秋收起义，而在会议发言中，毛泽东提出“土匪问题是非常大的问题……只要我们实行土地革命，那一定是能领导他们的。我们应当视他们是我们自己的弟兄，不应看作客人。”这个主张得到的回应不太积极。李维汉表示：赞成加入毛泽东，取消自己。毛泽东再次表示：不同意李维汉的提议，“自己非外面去做工不可”。陆沉也力主加入毛泽东，自己和彭公达都不加入。

表决的结果是，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同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有周恩来、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等，这几位是20多天前刚刚被推举出来担任临时中央常委。8月9日举行的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罗米那兹提名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

28岁的瞿秋白脱颖而出，有其必然。一是他当时的理论水平在党内确为一流，在大转折面前，党需要有人把问题讲清楚。比如，召开五大时，陈独秀在报告中既没有正确总结经验教训，也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办法，结果第二天开会的时候，在每个代表的座位上放着一本瞿秋白写的小册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目录上列有五大问题：中国革命么？谁革谁的命？谁能领导革命？如何去争取领导？领导的人怎样？代表们立刻被这个标题和目录吸引了。连著名的宣传家恽代英，也佩服，对坐在身旁的杨之华说：这个标题好，写得尖锐，问得实在好。毛泽东后来讲，瞿秋白“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指的就是他的理论水平。二是在大革命失败前夕，瞿秋白反对陈独秀的政策，最为旗帜鲜明。在转折时期，确实也最需要旗帜鲜明的人来领导。五大后，1927年6月30日中共中央举行扩大会议，陈独秀在报告中仍然坚持退让政策，恽代英即问陈独秀：“现在中央很奇怪，我听说秋白同志到处作报告是‘进攻’、‘进攻’，现在中央又决定‘退让’、‘退让’，中央内部是否有不一致？”瞿秋白自己也曾说：“独秀怕革命，阻止土地革命。我们与他争论，每次开会总是闹了一顿散场。”三是，瞿秋白当时的主张，确实代表了党内多数人的共识，使他树立起相应的威信，而他本人在危机面前又有承担责任的罕见勇气。

在党内早期领导人中，毛泽东对瞿秋白始终怀有别样感情，评价很高。原因一是两人在大革命时期的活动和对革命的认识的轨迹相近，瞿秋白在八七会议后力邀毛泽东到上海中央工作，与他在革命何去何从的大选择面前，引毛泽东为知己有关；两人在党内遭受“左”倾宗派统治的批判，遭受委屈及遭受委屈后不改其志的情形相似；乃至两人的文化素养、文化人气息也相似。

于是，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明确讲：“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也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延安时期，毛泽东先后同萧三、李又然两位作家谈到：瞿秋白懂政治，又懂文艺，如果他活着，让他来管文艺多好呵。当时延安经济困难，要压缩出版物，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讲，只出版精品，如瞿秋白的《海上述林》。新中国成立后，他专门为《瞿秋白文集》题词，说：“瞿秋白同志死去十五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晚年读史，毛泽东还在批注中说瞿秋白、方志敏等“以身殉志，不亦伟乎！”这些，都是后话了。

八七会议22位出席者，平均年龄29岁，30岁以下的有14人。年龄最小的是时任团中央宣传部长的陆定一，21岁。毛泽东的年龄偏上，34岁不到。湖南籍的出席者有7人。这一群年轻人，从此肩负起走出大革命失败阴影、创造土地革命战争新局面的历史重任。用六大的评价来说，他们“将党从机会主义的泥坑中救出来，重新走上革命的大道”。22位出席者，当年及次年就有6人牺牲了，担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彭公达是在1928年的8月7日牺牲的。彭公达牺牲的时候，毛泽东正在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走在大奋斗、大创造的坎坷路上。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