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记忆

对老屋的记忆总是和过年相关。总记得很多年前，回老屋过年是一件很让人期待的事情。

那时候，腊月的最后几天，我同父母就会提着大包小包回奶奶家。奶奶家在乡下，那是个西面有山，南边有河，河边有田的村庄。冬天时的村庄，山也成黑褐色了，河水也静止了，或许是被南方雾霭沉沉的天盖住，又或许是寒冷让这些景色噤了声，好像一切都是沉寂而深远的。奶奶家的木房子就坐落在山腰，往下有大片的瓦楞屋檐，往上是山，山顶有一座庵堂，里面摆着十几尊佛像——我极少到那儿去，去了只因爬山累了讨碗水喝，顺便不太虔诚地拜一拜——现在那儿破败许久了。奶奶家门前原是有一棵橘树的，一半的树根裸露在外头，一级一级像极了阶梯，后来前坪院子浇筑成了水泥坪，橘树就被砍掉了。记忆深刻的是木屋的两侧厢房前总是整整齐齐摞着人高般的柴，数目可观。从前我总在想，冬天烤炭火，需要的只是炭与干草，那这些柴用在何处呢？

说起炭火，自然会想起大家热热闹闹围坐在一起的场面。家里人多，奶奶生了五个孩子，大家族整整二十人。父亲是奶奶最小的儿子，因此我们同父母便睡在有电视机的主卧。大年三十的时候，姑姑伯伯们都会到主卧里，搬盆炭火放在四方桌下，桌上总是吃不完的瓜子、橘子和甘蔗，然后打开电视调到中央一台，一边聊着东家长西家短，一边看着春晚的小品哄然大笑。一个小房间自然是坐不下太多人的，而刚好我们小辈对大人的事毫无兴趣，便时常在外头放起炮仗来，看着星火相溅，不亦乐乎。好像记忆中的过年都会下雪，可是也从来不觉得有多寒冷。晚上不守岁，但我同两个年龄相差无几的表弟和一个表姐喜欢一同睡在一间厢房的地板上，同衾而眠。

大年初一不出门，大年初二上山祭祀，带着腊猪头、白酒等祭品，用镰刀劈开冬天乱生的乌黄色的干芭茅，燃香、放炮仗，朝太姥太爷进香，那时的愿望也简单，一是考上清华，二是考不上清华就考上北大，三是学习成绩好。好像每年的愿望也都只是愿望，从未下决心让它实现，尽管此后我也曾为此黯然神伤。

没事在家时，就拿几副扑克打一个叫“十点半”的牌消遣。赢了点小钱，就会去山脚下的小卖部买辣条吃——那时吃辣条似乎是个禁忌。所以我们在山脚下一股脑吃完几包辣条后便用手抹掉嘴上的辣油，然后龇牙咧嘴地问对方牙齿上还有没有辣椒，万无一失才敢回家去。回去后即便是饱着肚子，也要装模作样地硬吃下两碗饭以免“罪行”暴露。这样的习惯导致我现在去山脚下买零食还要藏在兜里躲过家人的视线带回屋子里，回屋恍然——哦，我早已成年了。

我十七八岁时，奶奶的屋子重新翻修，三层楼高，间间带独立卫浴，很气派。还是木屋，可木料不是山上砍来年久发黑的木头，而是色泽浅的加拿大枫木，屋脊雕有兽图。木屋装了空调就不烤炭火了，门锁也从栓木头的变成刷卡的。前坪栽了几棵大枫树，水泥地上也铺了木板路。春晚呢还是每年都有，只是炭火边围了十几个人看春晚吃瓜子打牌的场面好像再也没有出现过。小辈们也长大了，不会挤着睡在一起聊着无谓的话题，也很少放炮仗了。

从前过年总是亲善和热闹的，年龄见长，所承担的事情与心境也都相应着改变。或许是要帮忙搞大扫除洗菜搬酒，或许是意识到了过年的意义不再只是欢乐与休憩，还有人情往来，又或许每个人都怀揣着各自的心思与生活的压力，有时相望一眼，一眼望尽对方这一年的劳累与辛酸，却无从安慰，只能将对生活的负隅顽抗，一股脑地糅进热热闹闹的团圆饭中。

后来过年都没下过雪，老屋南边的山，依然沉寂而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