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之初
——毛泽东是怎样被历史选择的（一）

序：曾经沧海难为水

命运的聚光灯扫过历史舞台的时候，总会有一些人突然冒出来，像雄鹰一样掠过历史的天空。但多数人毕竟不容易看到，在聚光灯光束扫来之前，雄鹰的翅膀，在若明若暗的光影中，是如何练就的。

毛泽东不是天生的领袖。命运的聚光灯曾经几次从他周围扫过，但他都没有成为主角。中国共产党选择和确立自己的领袖，不是随意的，甚至非常严苛。

1956年，当着参加中共八大的全体代表的面，毛泽东谈过一段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肺腑之言：

有些话我过去也没有讲过，想在今天跟你们谈一谈。我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只有发言权，没有选举权。我这个人也是犯错误不少，但是当时他们又不讲我的错误在哪个地方，只让当个候补代表。第一次代表大会我到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没有到。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在广州开的，又到了，被选为中央委员。第四次代表大会又没有到，丢了中央委员。大概我这个人逢双不吉利。第五次代表大会到了，当候补代表，也很好，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这对于我有坏处没有呢？我说是有好处，没有什么坏处。至于其他，主要是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给我的各种处分、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赶出红军等，有多少次呢？记得起来的有二十次。比如，不选作中央委员，只给发言权不给表决权；撤销一些职务，如中央农民委员会书记、党代表（井冈山时候）、前委书记等。“开除党籍”了又不能不安个职务，就让我当师长……

填表的时候不是要填过去受过什么处罚吗？这些事情，现在填表我都不填，因为这样多，要填一大堆，而且这些没有一条是我承认的。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在井冈山时我提的那个土地法很蹩脚，不是一个彻底的土地纲领。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如此等等。这些真错误他们不处罚，而那大约二十次左右的处罚和打击，都是没有确实根据的。

回顾过往经历，毛泽东的感受复杂而又坦诚，轻松随意之间似乎也露出一些火气，所要传达的意思是明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列出了170位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候选人名单，但仍然会有一些资历和贡献够格的同志没有入选。因此，要正确处理党内关系，正确看待名誉地位，正确对待党的安排。

毛泽东“现身说法”背后，我们读到的，或许还有他一路走来的艰辛遭遇，一种“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可堪回首的心境；当然，更有中国共产党及其奋斗的事业选择和确立自己的核心人物之不易。

作为中国共产党“创业团队”的初始成员，毛泽东的起点地位和社会声望并不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熟悉程度比不上参加中共一大的多数代表。在人们的记忆中，他在一大会议期间，除了担任记录外只作过一次发言，介绍长沙党的早期组织情况。此后的经历，也是起落不定，还多次被组织上误解和排斥，在党内政治生活中，频遭逆境，在对外斗争中，屡陷危机。最终，偏偏是他，而且只能是他，而不是别人，在大悲大患、波澜壮阔的行程中，带领中国共产党从弱小走向强大，从大失败走向大成功。这当中，该蕴含多少让人深长思之的历史哲学和人生哲学？而这些话题，对今天和未来的人们，以及任何一个要干大事、成大事的创业团队，都不会过时。

人们常说，历史选择了毛泽东。这句话背后的含义，很需要仔细琢磨。历史选择一个人作为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领袖，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中有历史本身的曲折，也有最终被选择的领袖个人经历的奇特。毛泽东被历史选择的过程，不光是他创造的功业和辉煌，也在于甚至更在于他在党内经受的逆境和考验。正是在他一次又一次处于逆境的时候，磨炼了他的品格和意志，发挥出他的才干和智慧。一般来说，人总是喜欢趋利避害的，但倘若真正碰上了逆境，遭遇了危机，如何对待，如何做事，很考验人。一旦经受了考验，或许就有聚光灯扫来的高光时刻。

毛泽东说他有过“大约二十次左右的处罚和打击”，可能并不是一个确切的数字，但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前，主持中央工作或一同共事的其他领导人，对毛泽东有过这样那样的批评甚至处分，使他多次遭遇不顺和坎坷，则是确切无疑的。

毛泽东遭遇的逆境和坎坷，有的是在党内受到挫折甚至打击，有的是中国革命本身面临的危机和困难。如果从1923年他一度进入中共中央领导层算起，到1943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推定毛泽东同志为主席”，书记处（相当于今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泽东同志为主席”，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党内一把手，整整经历了20年的时间。

这20年，毛泽东从30岁到50岁，是中国革命最关键的时期，毛泽东和党的事业一道，经历了两次从高潮到低潮，最后从低潮到高潮的艰难行程。其标志，一是1927年大革命从高潮到失败，一是1934年土地革命从高潮到失败。这20年，中国革命之路和毛泽东的人生之路重叠，构成U字形的曲线，折射出中国共产党那一代精英在实践中逐步认同和选择毛泽东的过程。这20年，毛泽东顶得住压力，受得住痛苦，提得起精神，经得起打击，扛得起责任，发出了光辉，做出了贡献，指明了方向，终于在严峻挑战和非常时期被历史选择和接受，迎来高光时刻。

一、沉浮：毛泽东之初

1.崛起：从一大代表到三大中央局委员

毛泽东是1923年6月在中共三大上第一次进入中央领导层的，主要是因为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头两年，在湖南的工作干得有声有色的缘故。

1921年中共一大，选出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人组成中央局，来领导全党的工作。创建了有理想有主义的政党，做什么事、怎样做成事，主要还是靠参加一大的各地代表们回去后的创造发挥。

毛泽东在一大上发言并不多，他当时主要还是一位实干家。同参加建党和最初的58位党员相比，毛泽东资历和能力，特点在于，比较了解中国基层，在五四运动中表现突出，是湖南学界领袖，与陈独秀、李大钊两位党的主要创始人接触匪浅，受影响很深，还办过工人夜校。其明显的优势是凝聚了一批湖南进步青年，他和蔡和森创办的新民学会，在1921年发展到70多人，其中有37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他建党初期在湖南开展活动的深厚政治资源。另一个优势，是直接策动和领导了湖南学界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政治运动，算是有一定的针对具体反动势力的政治斗争经验。他的劣势是外语不好，没有出过国，对马列著作的研究比不上北京和上海的一些早期党员。

参加一大回到湖南后，毛泽东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办教育，宣传“主义”，树起旗帜；二是找“真同志”，建立团组织，发展党员；三是投入工人运动，通过罢工造成声势。这三件事，正是建党伊始的要务：传播思想、组织队伍、中心工作。毛泽东显然抓准了建党纲目，干得有声有色，走在全国前面。如果说中国共产党是一家“创业公司”的话，那么，它当时在湖南的这个分公司，确实是业绩突出。

1923年4月，毛泽东离开湖南到中央工作时，中共湘区就发展了123名党员，占全国党员人数三分之一。在毛泽东领导下，当时在湖南工作而拥有全国性影响的党员有一批，如何叔衡、刘少奇、李立三、易礼容、毛泽民、蒋先云、夏明瀚、郭亮、夏曦、陈昌等，在省外工作的毛泽东的早期朋友或受毛泽东影响的湘籍著名共产党人，也不在少数，诸如邓中夏、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罗章龙、李富春、蔡畅、任弼时、肖劲光等等。这两个群体，多是毛泽东等人在五四运动前创立的新民学会会员，在中共三大当选的五位中央局委员，就有三位是新民学会会员。尽管他们中有的人后来曾成为毛泽东的上级，但建党初期毛泽东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和思想宣传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比如，他参加一大回湘后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哪怕开始时只来了一个学生夏明瀚，但这所学校很快就成为具有中国共产党“党校”性质的人才摇篮。

当然，在毛泽东看中和欣赏的朋友中，也有未能如愿发展为“真同志”的。在湖南一师读书时相交甚久、甚厚的同学萧子昇，就是其中一个。萧子昇大户人家出身，学问做得好，潇洒而有才华。毛泽东早年与他兴趣相投，二人不带一文钱，步行游学湖南五县，以考察社会，诗词唱和颇多，毛泽东经常写信向他诉说内心，可谓是心心相印。在蔡和森家创立新民学会的时候，萧子昇被会员们推举为总干事，毛泽东是干事。第一批新民学会成员集体赴法国勤工俭学，萧子昇实际上是个头。1921年毛泽东去上海参加中共一大前，还动员过萧子昇参加党的早期组织，但未能成功。建党以后，毛泽东还时常和萧子昇通信。无奈人各有志，最后毛泽东只好和他分道扬镳。原因是，萧子昇不是不想参与社会改造，但他坚决不同意采用马克思主义和苏俄革命的方式。他最后还是加入了国民党，官至国民政府农矿部次长，晚年客死于南美。

寻找真同志，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单纯的情投意合，未必会发展为志同道合。这大概是毛泽东在建党时期的经历给今人的启示所在。

毛泽东的强项，不光是在建党时期“交奇友”“找真同志”，更在于他能够按中央要求跳出知识分子圈，去发动工人运动。当时，张国焘是中国劳动组合部书记，这是党中央发动和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总机关，毛泽东是湖南分部的书记。他在工人中发展了任树德等一批党员，还努力争取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黄爱、庞人铨这两位在全国有影响的旧工会领导人。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湖南工人罢工有10次，其中9次取得胜利。除了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安源路矿、水口山两地工人运动，在全国最有影响外，毛泽东还把长沙各行各业的工会组织起来了。建党前，毛泽东没有多少政治斗争经验，只是在1920年领导学界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时，露过锋芒，但也主要是舆论斗争。从事工人运动就不一样了，要深入了解工人生存和生活，和目不识丁的人群打交道，制定具体的罢工计划，和对立面（包括长沙知事、湖南军阀赵恒惕）斗智斗勇，还多次受到生命的威胁，这些都使毛泽东积累了一些具体的政治斗争经验，并使他对自己的斗争对象有了具体的了解。

毛泽东的能力、贡献、影响力，被陈独秀注意到了，并且很欣赏。1923年1月，他决定调毛泽东到中央工作，派刚刚从法国回国的李维汉，接替毛泽东担任中共湘区委书记职务。在中共三大上代表中央作的工作报告中，陈独秀点名批评了上海、北京、湖北等地的工作不理想，接着话锋一转：“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要知道，北京、上海都是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重镇，这两个地方早期著名共产党人都很密集。

毛泽东在中共三大上顺理成章当选为5位中央局（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委员之一，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其实就是秘书长。当时有个规定，中央的文件和通知，须由委员长和秘书联合签署才可发出，毛泽东还在1924年当过中央组织部部长。可见，他实际上是协助陈独秀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二把手”。保留下来的那段时间的中央文件，上面署名为“T.S.Chen”和“T.T.Mao”。毛泽东还代表中央指导地方工作。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毛泽东就完成了从党的区域“一把手”到中央领导人的角色转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