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之初
——毛泽东是怎样被历史选择的（二）

视野：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政治舞台上

毛泽东获得信任和重任，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坚决拥护当时中央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国共合作。中共三大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与国民党究竟是搞党内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还是搞党外合作（国共两党各自独立，为反对帝国列强和封建军阀协调奋斗），争论得比较厉害。共产国际的指示是党内合作，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都是赞成的，蔡和森主张党外合作，张国焘尤其反对党内合作。张国焘没有当选中央局委员，应与此有关。

张国焘的观点实际上代表了党内不少人的顾虑和担心。国共两党理念毕竟不同，中共本来弱小，“参股”进去后会不会失去独立性？国民党有很多毛病，诸如只注重上层工作、军事投机、成分复杂，还勾结会党，中共党员加入进去何以自处？性质会不会发生改变？能不能让工农群众也加入到国民党里去？陈独秀之所以赞成国共合作，基本想法是，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其结果一般情况下将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工农群众只是获得一些民主权利，而“我们的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要在民主革命以后才能进行，那就让我们来帮助资产阶级快点把民主革命搞成，以便早日进到下一个革命。为此，他赞成共产国际的路线，与国民党搞党内合作。但是，大革命这个“屋子”里的“主人”毕竟是人家，我们只是帮忙，那么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当然只是“在野党”、客卿、助手，甚至“苦力”。这个初衷，很可能就是在大革命后期，陈独秀陷入矛盾困局左右为难的根源。

对此，毛泽东四年后对中央领导人的上述顾虑和心境，作过形象描述，他说：“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

看来，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热心于国共合作，并在国民党内担任要职，是和他下决心去住国民党的“空房子”，立意改造国民党的主张有关。这反映出他当时的政治视野比较开阔。在国民党方面，辛亥革命后几度困顿，虽在广州偏立局部政权，但党员构成鱼龙混杂，根基不稳。要有所作为，非引进新鲜血液以进行自我改造不可。奋斗多年的孙中山先生，敏锐地意识到，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或许能够给国民党带来新气象。

毛泽东的敏锐，则是他真正认识到搞中国革命，必须坚持联合阵线。实际上，他在三大前发表的一篇文章《外力、军阀与革命》，就明确主张：“最激进的共产派和缓进的研究系知识派商人派，都为了推倒共同敌人和国民党合作。”合作的好处，既可以去实现中共二大提出的反对帝国列强和封建军阀的主张，还可以利用国共合作平台，更好地动员起工农群众，使党的力量乘势而起，应时而动，何乐而不为呢？

后来的实际情形，正是按这样的历史逻辑演进的。中国共产党从1923年中共三大时的400多人，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发展到将近6万人。

1923年，毛泽东刚好30岁，算得上“三十而立”。当一个更大的新的政治舞台呈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抓住机会，尽力做事，在三件事情上干得风生水起，成为国共两党引人注目的革命家和政治家。

中共三大后，毛泽东被中央派为国共合作的重要骨干，开始接触不少国民党上层人物，诸如廖仲恺、谭延闿、覃振，商量协调国共合作的诸多具体事宜。他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筹备员的身份，回湖南指导建立国民党地方组织，使湖南发展为大革命时期国民党组织最发达的省份之一。他当选为湖南国民党地方组织的代表出席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因在会议上多次机敏得体的发言，受到孙中山关注，成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要知道，在国民党内，跟着孙中山干了多年革命的骨干也未必能享此待遇，而蒋介石当时甚至连国民党一大的正式代表都不是，只是列席。

关于这段经历，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当时各省的国民党，都是我们帮助组织的。那个时候，我们不动手也不行，因为国民党不懂得组织国民党，致力于国民革命39年，就是不开代表大会。我们加入国民党以后，1924年才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由我们起草，许多事情由我们帮它办好，其中有一个鲍罗廷，当顾问，是苏联共产党员，有一个瞿秋白，是加入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孙中山这个人有个好处，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找我们。”

当时受中共中央委托在国民党高层工作的共产党员有李大钊、林伯渠、谭平山、瞿秋白等人，从法国回来的周恩来，则直接到新创办的黄埔军校，还担任了政治部主任。

国民党一大后，毛泽东被派往上海，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担任组织部秘书。那时国共两党的机构设置中，某某部秘书，实际上相当于秘书长。上海执行部是国民党除广东根据地以外最重要的机构，统辖华东好几个省，由汪精卫、胡汉民、于右任、叶楚伧这些大员亲任各部部长，而早期著名共产党人沈泽民、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向警予、罗章龙、王荷波等，也都担任执行部各部门的实际工作。社会上由此称这个机构是“国共群英会”。

在这群精英中，毛泽东的作用比较突出，他既是中共中央局委员兼秘书，还拥有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份。他后来回忆，“我和他们（国民党要人）共事，协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行动”。毛泽东在上海曾负责为黄埔一期招生，后来当过国民党海军司令的桂永清和新中国的元帅徐向前等许多黄埔一期军人，都是经毛泽东在上海主持的考试后入校的。

作为组织部秘书，毛泽东负责上海国民党员的重新登记工作。辛亥革命后当过四川省省长的谢持摆老资格，说自己跟着孙中山革命几十年了，怎么还要填表登记？随即“一怒而去”，毛泽东随即表示：“派人送张表去，要秘书好好解释一下，可以放宽点。”这看出在国民党内工作的难处和毛泽东处理这类事情的技巧。在上海，兼任国共两党组织工作的毛泽东，深感国民党内工作涣散之弊，曾领衔联名写信给孙中山反映情况，又面呈孙中山一信，说上海执行部“一切事务几于停顿”。

具体说来，他当时主要是和叶楚伧斗争，汪精卫管事不多，同胡汉民、于右任的关系尚可。毛泽东在国民党工作的这段经历，为他观察中国国民党、观察中国资产阶级、观察中国城市社会，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也为他日后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积累了素材，积累了政治生活和政治斗争经验，进而在国民党内也顺便积累了一些人望。他对国民党政治结构的弊端，以及一些人的暮气无为，有了近距离观察体会。

毛泽东在国民党内大展才干，也引起中共党内部分领导人的不满，李立三嘲讽毛泽东是“胡汉民的秘书”。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在中共党内，毛泽东身上被贴上了“右”的标签。随着胡汉民的调离，国民党右派分子叶楚伧接任上海执行部主任，毛泽东被国民党内“分共”“反共”势力所排斥。随着国民党内右派势力和反共情绪的高涨，毛泽东受到国民党右派的重点打压。这时的毛泽东，精神高度紧张，时常头疼，难以入眠，只好请假回湖南，离开了上海执行部，也离开了他担任的中共党内的中央局委员兼秘书的工作岗位。

到1925年9月，当毛泽东从湖南回到广州时，国民革命一方面是渐入高潮，一方面也是暗流涌动，1925年8月左派领袖廖仲恺被暗杀。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汪精卫，因为忙于国民政府主席任上的事情，便推荐中央宣传部秘书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说他当时为国民党内的后辈“要人”，实不为过。

关键是，搞宣传是毛泽东的强项。他下决心大刀阔斧做了几件事。一是整顿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建立统一的宣传工作制度，改变此前除广东省外，其他省级党部宣传部门不和中央宣传部发生联系的现状；二是以中央宣传部的名义创办《政治周报》，编纂国民革命丛书，利用权威舆论阵地，宣传国民革命，同国民党内的新老右派作斗争；三是参与筹备1926年1月举行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中央起草《中国国民党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党员解释革命策略之通告》，并在大会上作《宣传工作报告》，发言中反击国民党右派动摇国共合作的言论。毛泽东再次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继续代理中央宣传部长。此后，毛泽东调进萧楚女、沈雁冰等一批共产党员，使国民党宣传部“人才济济，一时有人才内阁之称”“实际上宣传部的工作都是共产党做的”。需要说明的是，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的蒋介石，正是在国民党二大上第一次当选中央执行委员，此后又被选为中央常委，算是正式崛起了。“文人”毛泽东和“军人”蒋介石，除了从国民党一大开始，难免在同一个会场见面，或有点问候之交外，私下里似乎没有什么接触。

两个月后的“320”事件，改变了国共合作局面。敏锐的毛泽东，立刻同苏联军事顾问团代理团长季山嘉、陈延年、周恩来、李富春等商量对策，认为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6个军中，有5个军长与蒋有矛盾，而蒋的第一军的政治骨干多是共产党员，中共还直接掌握了叶挺独立团，从力量对比上是可以反击的，只要我们态度强硬，国民党左派也会支持我们。毛泽东还建议通电讨蒋，削其兵权。但当时在广州访问的苏联红军政治部主任依文诺夫斯基、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都主张退让。这大概是毛泽东第一次在重大政治舞台上参与未能如愿的“军谋”。

可以预料的结果是，中共退让，蒋介石那边就得寸进尺了。蒋介石随后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抛出《整理党务案》，要求共产党员不能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1926年5月，毛泽东辞去代理宣传部长，以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身份专门做一件事情——农民运动。

总体上说，毛泽东那时同掌握军权的人很少打交道，他接触的主要是国民党内从事组织、宣传或农民运动立场上当时偏左的人物，他和胡汉民、柳亚子、于右任，包括被军阀赵恒惕赶出湖南的谭延闿这些文化气息浓厚的国民党元老，多少也有些交情。他在国民党一大、二大和中央会议上的发言，活跃、机敏，有主见有锋芒，给人印象很深。比如，1926年10月，毛泽东在广州参加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议，主要讨论北伐军攻占武昌后迁都武汉之事，“会场完全为‘左’倾空气包办”，“孙科说：‘即（只）要找于树德、毛泽东、恽代英、侯绍裘一疏通，会场中便没有问题了。’”在一些国民党要人眼里，30岁出头的毛泽东应该是一个很有前途的青年政治家。柳亚子就很私仪毛泽东这个晚辈，1929年毛泽东在开辟中央苏区时，一度离开红军，外界传说他病逝前线，柳竟写出“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这样的诗句，诗末注明：两列宁，孙中山先生和毛泽东同志。直接把孙中山和毛泽东并列为中国的列宁，推崇之情，可谓无以复加。后来毛泽东在红军中复出挂帅，他又高呼：“十万大军凭掌握，登坛旗鼓看毛郎”。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