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一课】 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

　　张岂之，现任西北大学名誉校长、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华中科技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和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自著和主编有《儒学·理学·实学·新学》、《中国近代伦理思想的变迁》、《中国传统文化》、《中华人文精神》、《中国思想史》等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

　　本期“精彩一课”，我们为大家编发的是张岂之同志的《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请读者关注。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题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题”是什么?如果要用文字语言来表示的话，就是探讨天道和人道的关系。什么是天道?就是讨论天地的来源和自然的法则。人道就是人自身的和人类社会的道理。天道和人道的关系是传统文化的主题。政治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等等都和这个主题有关系，它的涵盖面很宽，把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可以概括进来。紧接着提一个问题，为什么是这样一个主题，而不是其他的主题。这是由中国的历史所决定的，而且是由中国历史跨进文明社会的特点所决定的。中国有很长的农耕的历史。农业考古告诉我们，距离今天7000年，在江南某些地区就有稻米了。在今天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村的东北发现了一个遗址，1973年开始发掘，后来考古学家给了一个名字，就叫河姆渡文化。考古学家认为，在河姆渡发现的遗址距离现在7000年左右，已经发现这里适合种植稻子。西安半坡遗址，距离今天6000年。遗址中发现了几斗谷子。半坡遗址的很多土颜色发黑，为什么发黑呢?考古学家研究，当时种小米用烧荒的办法，烧荒以后土壤比较松软，便于种谷子。例子不止以上两个。考古学得出一个结论，距离今天6000年到7000年，南稻北粟的农业基本格局已经基本形成。原始农业靠天吃饭，因此要解决一个天和人的关系，要研究天道和人道的关系。天道和人道成为传统文化的主题不是偶然的，是由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农耕历史所决定的。历史就是这样，历史唯物论就是这样，现在有人觉得历史唯物论不吃香了，我觉得历史唯物论是我们解决若干历史问题的一把最好的钥匙。

　　中国究竟什么时候进入文明社会?距今已有5000多年。司马迁《史记》中写有《五帝本纪》，即黄帝、颛顼、帝喾、尧、舜。黄帝和炎帝被称为“人文初祖”，中华儿女称为“炎黄子孙”。这些和弘扬民族精神有密切关系。在《周易》这部古籍里这样说：君子必须懂得两门学问，一门学问是天文，了解时间的变化、季节的文化，把农业生产搞好。与此相称的，还要了解人文。懂得人文，“以化成天下”，是说懂得社会制度、懂得做人的基本准则。做一个文明的人，就必须懂得人文。春秋时期是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6年，战国是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活跃的时期，也叫做“百家争鸣”的时期。究竟有多少个学派?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说有六家，而班固的《汉书·艺文志》里讲有十家，这两者不矛盾。儒家，孔子开创的；墨家，墨子开创的；道家，老子开创的；阴阳家，以邹衍为代表；还有法家，我稍微说一句，法家并不是讲“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是近代意识，法家主要是讲君主如何实行统治之术；还有名家、小说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共十家，非常丰富。这十家相互辩论、相互学习、相互驳难、相互吸收，它们都为中国的文明做出了贡献。《尚书·尧典》里就有“文明”一词。文明指什么呢?文明是指治国者的道德品质、才能就像太阳一样光芒四射，叫做“文明”。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华民族创造文明的漫长历程。5000多年的文明史是中华民族各个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人们在历史的过程中创造文明的经验和教训就叫做文化。人们在历史过程中要创造文明、建立文明、推进文明，在这个方面积累的经验我们叫做文化，这是正面的。但是文化里也有糟粕，也有教训，那种神秘主义，那种和时代不协调的东西，如迷信、愚昧等等，就是文化中的糟粕。所以文化离开文明这个总的目标就说不清楚了。党的十六大的报告指出，文化和政治、经济同等重要，就叫做交融论，理解今天的国际事务，必须要有文化、政治、经济相互交融的观点，分析问题才能看得清楚，这很有启发意义。总之，我觉得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题可以这样去表述：讨论天道和人道的关系。

　　传统文化的几个理论模式

　　我想下面的四个模式大体上可以把中国文化的理论模式都概括进去了：

　　第一种理论模式，叫做“天道自然，人道无为”的理论模式。这就谈到道家的一个基本观点，给予中国传统文化深刻影响的，就在这八个字上。在中国历史上，道家的创始者老子是中华民族的真正具有智慧的人，真正具有理论思维的哲人。老子姓李，名耳，楚国苦县人，即今河南鹿邑人。表现他的思想的有一部书，叫做《老子》或《道德经》。《道德经》成书于战国时期，韵文体，5000字。它中心的思想是什么?我想用这样的文字来表述，是比较适当的：人道应该向天道学。老子对天道的分析有深刻的理论思维，他对天道用了一个主要范畴，这个范畴就叫做“道”。什么是道?有和无结合起来就是道。有和无又是什么含义?“无”不是什么都没有，“无”指的是整个的空间，老子称它为“无”。“无”还有一个含义，还不能少，用今天的概念来表述它，就叫做不确定性。所以《老子》里的“无”有两个含义，一个是空间，还有一个是不确定性。什么叫“有”?“有”就是指万物的最初的形态。“有”究竟是怎么产生的?用老子的观点看，就叫做“无中生有”。无中生有，有是万物的最初形态，是从空间产生的，是从不确定性中产生的，从不确定性中产生的一些有具体形态的东西。老子这本书里有这样的话：“道生一”，最简单的东西；“一生二”，有对立物了；“二生三，三生万物”，就这么生长出来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深刻理论思维的民族，决不像西方人讲的，中国没有哲学。中国是没有像西方那样的思辨哲学，但是中国有和农业生产密切结合的自己的哲学体系、自己哲学的特殊的用语、自己特殊的理论思维。要让我们的年轻人慢慢懂得这些，而且爱好我们的文化。天道有什么特点，老子又归纳为天道无言，天道广大无边，囊括一切，所以老子书里有八个字“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囊括一切，这就是天道，天道，自然而然。所以书的中心思想是人道应该学习天道，人道应该以天道为本。天道如何运行?老子书里用五个字解释，“反者道之动”，反，向相反的方面运动，这就是天道运动的实际情况，老是向相反的方面去运动，因此就导引出物极必反，任何东西发展到顶点必然向相反的方向去运动，2500年前，物极必反这么大的一个命题就摆在中华民族子孙的面前，发现物极必反的规律对人类文明史上的贡献是非常卓越的。面对物极必反的情况，人应当怎样做?老子说“弱者道之用”。人就应当脱离事物现象，深入到本质方面去看问题。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最强大的东西，要看本质，而不是表面现象，老子说那是什么呢，就叫做“水”。在老子看来，水是最坚强的，何以最坚强，他就比喻了，是自甘于卑下的地位，水不想到高处去，水到了高处以后没有办法流动了，它认为处于一个卑下的地位对它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最有效。由此就引申出来，怎么来治国?治国就像水一样，甘于卑下的地位，“圣人以百姓之心为心”，就能立于不败之地，如果不是这样，“圣人”自高自大，水就断流了，自己的生命力也就结束了。甘于卑下，表面是弱者，和百姓在一起，其实是强者，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的本意所在。这种性格，老子给了个名字，就叫做“无为”，表面看起来好像不做什么，也不和人争什么，但它实质上最坚强，“无为而无不为”，它能够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用在治国上，就是老子所倡导的：让老百姓安静地生活、生产，不要干扰他们，不要折腾他们。

　　第二种理论模式，叫做“知性知天”的理论模式。知道了人性就知道天性了，儒家基本上是这样认为的。战国中期，孔子的第四代门徒孟子说，什么是人性?人性就是人特有的素质。他把人性归纳成为四种。第一种，恻隐之心，爱心，人如果没有爱心，没有一些同情之心，不能算人。第二种，人有羞恶之心，羞耻之心。第三种，辞让之心，谦让之心。第四种，是非之心。他认为这是先天的，把先天的好的素质发挥出来。怎么发挥呢?要实践，要经历生活的磨难。因此，战国中期的孟子把他以前的历史做了一个归纳，归纳成八个字：“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患使人生机勃勃，造就人，使人有创造性。安乐使人意志消沉，使人不求进步，使人醉生梦死。“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八个字，历代相传不衰。中国传统文化有个特点，表述方法没有那么多的理论前提、逻辑分析等等，简明的几句，把人生哲理、自然哲理给勾画出来了。例如上面讲的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只要人类历史存在，这八个字永远不会衰竭，永葆青春。什么是“天”?孟子讲知道人性就知道天性，现在我们比较一下孟子讲的天道和人道，是把人道作为主题，人道推上去就知道天道是什么，就是知性知天，他是这样一个理论模式。这种模式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里面体现了这一点：个人不是单个的个人，个人的得失、是非是和天地相呼应的，一下子责任很大了，顶天立地，因此，我必须要善待自己的一切。所以孟子讲“养天地之正气”，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就在这里。

　　第三种理论模式，叫做“天道有常，人道有本”的理论模式。这种模式以荀子作为代表。在战国末期，荀子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天论》，专门谈天，很有勇气。什么是天?四个字，“天行有常”，天地运行有常规，天地自然运行有它的规律，有它的法则，就是四个字，概括得非常深刻。“不为尧存”，天地运行的法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尧是五帝里的一帝，不会因为尧的仁慈而改变它的运行规律。“不为桀亡”，夏桀，残暴的君主，也不因为他坏，天地运行的法则就改变了，天行有它自身的法则。“天行有常”这四个字有千斤重的分量。人可以认识规律，可以在规律法则允许的范围之内为人类服务，所以人和自然是不能够画等号的，人道完全向天道学是不行的，完全由人性推出天性也不行。所以他的观点是“天行有常，人行有本”，在理论思维方面又深入一步。荀子还有一点东西是非常好的，就是《荀子》里的《劝学篇》提出的“积”的概念。很多土积累起来，“山”就形成了，很多水积累起来变成了海，把很多好事积累起来就成为道德。通过什么过程来积累呢?通过行的过程，实践的过程来积累，这样就把普通人变成了圣贤，圣贤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荀子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这是第三种。

　　第四种理论模式，叫做“天道变化，人道自强”的理论模式。天道是变化的，人道要适应天道的变化就要自强不息。这种理论模式也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把自强不息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很有必要，非常恰当。这里我们不能不讲《周易》了，尽管它的主调我们不赞成，而且占卜这一类东西和理论思维也是有很大距离的。但是它认为自然界有八种自然现象，八种自然现象是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基本上把自然现象都概括进去了。《周易》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是把世界上所有纷纭复杂的现象归结为两个东西，一个叫阴，一个叫阳，而阴阳最初的形态，在中国文化里，就是天道。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向阳的那一面就叫做阳，背阳的那一面叫做阴。所以一座山，向阳的那一面，农业生产搞得好，背阴的那一面没有阳光照射，生产就搞得不好。《易传》的贡献就在于把世界上所有纷繁复杂的现象归结为阴、阳两个基本因素，所有的表现都是阴阳交错而产生的，后来中医就立足在这个基础上。“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说君子以天道作为榜样，自强不息，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天道和人道统一起来，天就是不停的运行，人就应该自强不息，不要怕失败，不要怕挫折，要不断地开拓创新。“君子以厚德载物”，是指我们的道德、能力、知识就应当像大地一样把许多事情都包容下，中华文明正是这样。1921年，梁启超先生应邀到清华学堂做学术报告。他说，我今天给清华的莘莘学子们讲《易传》里的两句话，一句话是“自强不息”，一句话是“厚德载物”，大家就以这两句话来自勉自立，来开拓创新，发展我们自己的事业，成为清华的校训。这个校训既反映了民族精神，又反映了个人的奋斗进取精神，既表现了继承祖国优秀文化，又要开拓创新，而且没有停顿，不断地积累知识，不断地丰富积累，心胸很广大，前进力度越来越大。

　　四种理论模式都是先秦时期的。对此，我们需要归纳一下。第一个特点，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不是神学。四个理论模式都是谈的“人”，不是谈的神，而且把神排斥了。例如老子所谈的什么呢?是懂得自然而然道理的人；孟子所谈的是顶天立地的讲道德的人、有浩然之气的人；荀子所讲的是有实践经验的人；《易传》里面讲的是发展的人、自强不息的人。第二个特点，中国文化中，在人的问题上没有原罪性的东西。荀子认为人性恶，但经过学习，去恶从善，可以成为圣贤。儒家有四个字，“圣人调情”，不健康的感情如果调整过来就行了，并非没有感情；“君子制情”，君子要克制自己不健康的感情，使感情能够符合道德的约束和要求；“小人纵情”，小人放纵自己的感情，那就不行了。对这三类，提倡第一类、第二类。第三个特点，优秀传统文化里，在天道、人道的主题上面，各种理论模式都承认人应该是有信念的，人应该有信仰，人应该有精神支柱，用今天的话来说，人应该有价值取向，不能浑浑噩噩。这个信念是多种多样的，老子就讲，人道学天道就是信念，这是人的最高境界。孔、孟、荀也提倡人要有信念。这个信念到了宋代，范仲淹表述得很好：“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这是民本主义，老百姓为本，虽然还不是近代的民主思想，但在封建专制主义下也出现了这样的思想，并且被民族的脊梁所继承，所发展。

　　民族复兴与优秀传统文化

　　关于这个问题，我分三个方面来讲：

　　第一个方面，民族的伟大复兴与优秀传统文化。民族复兴，大致有三种含义：第一，我们国家要振兴，要现代化。对于中华民族来讲，提民族振兴，非常自然、非常符合逻辑、非常符合历史实际。被外国侵略者压迫了100多年，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提出民族复兴、民族振兴呢?这是共同愿望，现在具体道路已经找到，民族复兴正在逐步地实现，所以提出民族复兴这个口号有深厚的历史根源，又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也是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最合理、最有力的一个战略口号。第二，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和世界其他国家处于平等地位，中华民族历史上曾有100多年与世界其他国家没有平等地位，老是屈辱的，所以1949年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开幕词里，毛泽东讲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意义重大，很重要。第三，要为人类文明多做贡献。有的报刊上讲，什么是民族复兴呢?就是要恢复汉、唐雄风。汉代，中华民族的文明处在世界最前列，唐代也是如此。但是，今天我们的文化复兴，我觉得不是一个恢复汉、唐雄风的问题，把汉朝那些文化全部搬到今天来也不行，搬不来；唐朝那一套文明全都搬来，也不能。所以文化复兴包含着这样几个意思：一方面我们要宣传优秀的民族文化，对我们的民族文化不能全盘否定，但是它的不足，它的糟粕，我们也不去宣传它。要发展的，如果不发展、不继承，我们国家要有文化复兴是不可能的，这是基础。第二个方面，我们要向全人类优秀文化学习，对我们有用的，对我们有借鉴意义的，全人类的优秀文明都要学习。

　　第二个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问题今天很突出。21世纪，信息科学、生命科学、材料科学的发展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变化，引起观念上有哪些变化，很难预料。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究竟和传统文化的关系怎样，值得讨论，不光是价值观念的问题。在西方，20世纪有很多新的伦理学产生了，比如科技伦理、环境伦理、法律伦理，这些都是过去没有的新兴的科学，还没有完全移植过来。这样的情况，我们就不得不联想到，如果青少年对优秀传统文化，特别在做人方面，记住一些内容，记住一些名言，懂得里面一些深刻的道理，上网以后，痴迷的程度就会减少，而且他把做人放在第一位，就会减免网上被欺骗、引诱的危险性。在21世纪初，谈我们民族精神和优秀文化，不能不谈到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和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

　　第三个方面，经济全球化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我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有这样的看法：西方大众文化进来了，不要太担心，凭这些东西把中国的青年人完全西化，不大可能，其中有健康的东西，还可以吸收进来，消化成为我们自己文化的内容。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时候，大家也担心开放以后，外面进来一些东西，对我们本土文化冲击很大，那怎么办，经过20年的考验，看来担心是不需要的，另外一种文化完全代替我们中国自己的文化看来是不可能的。对人类文化了解得越多，有了比较，对本国的民族文化会更加珍惜，在借鉴和研究上会更有深度，更有感情。另外一方面，对本国的主体文化研究得越深，对西方文化越有鉴别力，哪些是健康的，哪些不是健康的，哪些取，哪些舍，越有鉴别力，越能准确地吸收它的优点，弥补自身某些方面的不足。必须要有这个根基，没有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完全向外面学，缺少鉴别力，就可能走一些弯路。只有正确对待传统文化，扬长避短，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转摘自《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