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武器事业的开拓者”
————学习程开甲院士的创新精神

　　1964年10月16日，伴随着一声惊天的巨响，原子核裂变的巨大火球和蘑菇云升上戈壁荒漠的上空，中国人自主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声巨响，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掌握了核技术；从此，中国国防安全有了坚实的核盾牌。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党和人民从来没有忘记当年那些为了东方巨响而呕心沥血的科学家。程开甲就是其中的代表。2018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核武器事业的开拓者程开甲“改革先锋”称号。这是程开甲院士继1999年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3年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7年获得“八一勋章”之后，党和国家再次授予的崇高荣誉。一个科学家集如此多的国家荣誉于一身，这在中国科学史上堪称传奇。然而，令人悲痛的是，这一次，程开甲院士没有能亲手从党和国家领导人手中接过这枚具有重大意义的奖章。因为一个多月前，程老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留给我们的是对他的无限敬仰和无尽思念。

　　“开拓创新是中国核试验发展的强大动力”

　　程开甲有着“中国核司令”的称号。这个称号，一方面是因为他当过中国核试验基地副司令员，但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对中国核武器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

　　让我们先看几组数字。第一组数字：中国第一次核试验，我们自主研制的1700多台仪器设备分秒不差、一台不误地记录了核爆数据。而其他国家的第一次核试验，大多只拿到少量数据。第二组数字：从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到爆炸第一颗氢弹，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中国仅用了2年零8个月。第三组数字：从1945年美国在阿拉莫斯进行人类首次核试验，到1996年国际社会通过《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全世界一共进行核试验2047次。其中，美国1056次，苏联715次，法国210次，中国45次。我国的技术同样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为解读这些数字，我曾请教过程先生：“中国核试验事业发展的经验是什么?”他回答说：“开拓创新。”因为当时世界形势留给我们搞核试验的时间不多了，必须在有限的试验中尽可能获取全部数据。周恩来总理指示：“一次试验，全面收效。”于是，在程开甲领导下，中国核试验一开始就把“两个任务”结合起来：一是，测量核武器本身的性能参数，以改进武器装置的设计；二是，研究核爆炸产生的各种效应、核武器各种杀伤破坏因素的作用机理，寻找核武器打击的效果和核防护的方法。

　　程开甲说：“在我国核武器的研制和试验过程中，我们遇到的新问题很多，但都很好地解决了，诀窍就是创新。”

　　在原子弹第一次试验中，程开甲否定了原苏联专家的空投建议，提出采用“百米高塔的爆炸方式”。第一次“空爆”试验中，程开甲计算出投弹飞机的飞行高度、爆炸高度、逃逸时间、距离，等等，确保了首次“空爆”试验的成功。第一颗空投氢弹试验中，程开甲提出了改变飞机飞行方向的投弹方案，确保了大爆炸当量试验时，投弹飞机的安全。地下核试验中，程开甲开创了“平洞”和“竖井”两种核试验方式。首次平洞地下核试验，程开甲提出了“某型”设计方案，解决了安全“自封技术”，确保了地下核试验“不放枪”“不冒顶”“不泄漏”。首次竖井地下核试验中，他又设计了一套全水位的试验方案，获得成功。在核试验测试方面，他指导研制出了各种类型、型号的仪器设备；针对核爆炸产生的四大杀伤因素，开展理论研究和技术攻关，开创了抗干扰技术、抗辐射加固技术、高功率微波技术。在放化分析和取样方面，他提出了炮伞取样、飞机取样、火箭取样等思路，并对样品的合格性进行了多方位分析，为加强和改进核弹的设计，提供了可靠数据和理论支撑。

　　程开甲一生亲自组织指挥了包括我国首次原子弹、首次氢弹、首次两弹结合、首次地下平洞、首次地下竖井、首次增强型原子弹在内的各种类型核试验30多次，解决了包括核试验场地选址、方案制定、场区内外安全以及工程施工等方面的一系列理论和技术难题。他带领团队利用历次核试验积累的数据，对核爆炸现象、核爆炸规律、核武器效应与防护等，进行深入理论研究，创建了中国特色的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尤其可贵的是，他带出了一支过硬的科研团队。如今，这支团队走出了10名院士、40名将军，许多高水平科研成果填补国家空白。

　　数字无言，但它最有说服力，记录的是程开甲院士为中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立下的卓越功勋，揭示的是他敢于探索、敢于创新的科学勇气。

　　“创新背后是非常艰苦的奋斗，是多种意义上的无私奉献和拼搏”

　　20世纪以来，创新，是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词汇。但是，创新一词的真谛是什么呢?

　　程开甲说：“创新是科学的生命之源，创新背后是非常艰苦的奋斗，是多种意义上的无私奉献和拼搏”。这句话，是他科学研究的毕生心得，也是他扎根戈壁20多年，带领他的团队不断开拓创新，用心血和智慧为中国核试验科学技术创建和发展不懈攀登、奋斗的总结。

　　从1964年第一次进入被称为“死亡之海”的罗布泊，到1984年调到北京，他为了中国的核试验事业，举家搬迁，在戈壁滩上工作、生活了20多年。

　　2000年，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说起罗布泊核试验场，人们都会联想到千古荒漠，死亡之海。提起当年艰苦创业的岁月，许多同志都会回忆起搓板路、住帐篷、喝苦水、战风沙。但对于我们科技人员来说，真正折磨人、考验人的却是工作上的难点和技术的难关。当时，我们对核试验几乎是一无所知，无论是理论上还是技术上都是一片空白。在这种情况下准备我国第一次核试验，我们面临的困难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不知道原子弹爆炸的全过程，我国电子工业刚开始有电子管，控制器件也只有机械式的继电器；每秒百万次长焦距的高速相机还没有方案，我国还没有记录亚微秒级信号的示波器，甚至还不知道动压是如何工作的……但我们必须在两年内完成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所有准备工作，包括试验方案、各种测试手段和1000多台仪器设备，试验的安全防护、取样、气象预报、效应试验等等。时间紧迫，困难重重，我们的科技人员没有犹豫，没有退缩，义无反顾地投身于这前无古人的伟大攀登。通宵达旦，废寝忘食，在当时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了很平常的事情。我想，我们艰苦奋斗的传统不仅仅是生活上的喝苦水、战风沙、吃苦耐劳，更重要的是刻苦学习、顽强攻关、勇攀高峰，是新观点、新思想的提出和实现，是不断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

　　2004年，他总结自己的人生，写下了这样几句话：科学技术研究，创新探索未知，坚忍不拔耕耘，勇于攀登高峰，无私奉献精神。

　　“生命不息，创新不已”

　　1984年，程开甲院士离开核武器试验基地，担任原国防科工委(现总装备部)科技委委员。他说：“由于工作职责的变化，我的科研工作也发生了变化，转入了新一轮的开拓创新。”

　　一方面，他围绕“假如打一场高技术战争，我们怎么办”进行战略层面的思考谋划。上世纪80年代，程开甲提出必须提高我国战略武器抗辐射能力的思想，并亲自担任该研究方向的专业组组长，开创了抗辐射加固技术研究新领域。在他领导下，系统开展了核爆辐射环境、电子元器件与系统的抗辐射加固原理、方法和技术研究，利用核试验提供的辐射场进行辐射效应和加固方法研究；指导建设先进的实验模拟条件，推动我国自行设计、建造核辐射模拟设施，开展基础理论和实验研究，促进了我国抗辐射加固技术的持续发展，他还倡导开展了高功率微波研究新方向，为我国国防科技发展与国家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

　　另一方面，他重新开始基础研究课题，在物理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两大理论成果。20世纪80年代，他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他和玻恩于40年代创立的“程-玻恩”超导电性双带理论。20世纪90年代，他创建了“TFDC” 电子理论(托马斯-费米-狄拉克-程开甲电子理论)，为材料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思想与方法。

　　2018年11月17日，101岁的程开甲院士与世长辞。习近平同志在签署的颁授“八一勋章”命令中，用“忠诚奉献、科技报国”八个大字对程开甲的一生给予高度评价。这是献给历史的敬意，也必将对接续奋斗者产生巨大激励。

　　(作者系军事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