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铜官窑：海上丝绸之路的陶瓷明珠

　　2017年5月14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讲述唐代海上丝绸之路各国交往的绚烂历史时，特意介绍了“黑石号”的故事。

　　1998年，一艘唐代沉船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被打捞出水，因其附近有一块巨大的黑色礁石，该船被命名为“黑石号”。这艘在海底沉睡了一千多年的船上运载着金、银、瓷器等中国产品共67000余件，其中56000余件瓷器产自湖南长沙。

　　“黑石号”，使得一千多年前的“世界陶瓷工厂”——长沙铜官窑再次走进人们的视野。

　　“釉下多彩”烧制技艺的开创者

　　唐朝诗人李群玉在《石渚》一诗中写道：“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回野煤飞乱，遥空爆响闻。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描绘了湘江边窑口遍布，红焰飞扬的制陶场景。“石渚”为湖名，位于长沙市望城区，石渚湖畔便是长沙窑的产地铜官。

　　如今的铜官镇已不复“焰红湘浦口”的喧嚣场景，静谧的青石板老街两旁却依旧有许多陶艺作坊，一抔瓷土在工匠手中渐渐成型，窑炉里跳跃的火焰还在默默诉说传承千年的匠心。

　　“唐代是手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在陶瓷生产领域，以浙江越窑和河北邢窑为代表的‘南青北白’两大制瓷系统最负盛名”。湖南省工艺美术大师、铜官窑烧制技艺省级传承人刘志广介绍，“青瓷、白瓷晶莹透亮，色彩却过于素洁单调，铜官窑为了开拓市场，便创造了一种新的装饰技法，烧制出了带有丰富色彩的瓷器，开创了‘南青北白长沙彩’的新局面。”

　　让铜官窑陶瓷身着彩衣脱颖而出的，便是“釉下多彩”技术。“釉下多彩”技术是将铁、铜等金属掺入颜料，在瓷胎上绘饰图案，然后再施以青釉，工匠们通过控制窑内温度，使金属元素产生氧化或还原反应，含有金属元素的颜料便会窑变为绿、褐、黄、酱等颜色，使陶瓷上的图案缤纷多彩。“釉下多彩”技术使长沙彩瓷风靡陶瓷市场，也为后世青花、釉里红等瓷器品种的发展打下基础，在中国陶瓷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由于有了新的施彩技术，铜官窑工匠们开始将绘画、雕塑等艺术手法运用到陶瓷装饰上，将黄、绿、褐等颜色巧妙搭配，在陶瓷上绘以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山水人物，使陶瓷装饰多姿多彩，富有变化。著名考古学家周世荣将长沙窑彩瓷比喻为“一位绚丽多彩、才华横溢、国色天香的湘妹子”。

　　海外陶瓷市场的开拓者

　　“一别行千里，来时未有期。月中三十日，无夜不相思。”这首小诗的文学造诣在灿若繁星的唐代诗歌中似乎并不起眼，但在刘志广眼中，却别有意味：“这是一首褐彩壶上的题诗，记录了当时陶瓷销售团队从铜官出发，经湘江到洞庭，再从长江顺流而下到扬州的旅途所感。这一条水路迢迢千里，但扬州却还并非此行的终点站，他们还要从扬州到广州，南下经马六甲海峡去往东南亚二十多个国家。到了异国他乡便不知何时才能归家，于是内心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牵挂着家乡亲人。这首题诗语言虽质朴简练，却是当时铜官窑人离家万里，在海上丝绸之路不畏艰辛的生动写照。”

　　像这样和海上贸易有关的题诗，在铜官窑陶瓷上还有许多。我们现在所说的海上丝绸之路，在唐代被称为“海夷道”。这条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航线起于广州港，向南经马六甲海峡达东南亚、南亚等地，更能远航至红海沿岸、波斯湾诸国及北非，将亚非大陆连接起来。一路散落在航线沿岸的铜官窑陶瓷，成为海上丝路这篇华彩乐章中不可或缺的美妙音符。

　　将异域元素融入产品是长沙铜官窑的一大特色。敢于创新的铜官窑工匠善于利用多变的装饰技法适应海外市场需求。对于输出到阿拉伯地区的瓷器，长沙铜官窑工匠使用模印贴花技术模仿当地金银器皿以及地毯织物上惯常使用的狮纹、对鸟纹、椰枣纹、胡人乐舞纹等具有阿拉伯风格的图案纹饰，以此获得阿拉伯地区消费者的喜爱。唐朝佛教盛行，受其影响，东亚、南亚，东南亚等地佛教十分流行，铜官窑便将佛教文化纳入装饰题材，根据佛教典故将莲花、桫椤树、摩羯等佛教图腾装饰在陶瓷器物上，从而广受民众欢迎。

　　当时，铜官窑的工匠们十分重视产品宣传。朝鲜曾出土两件铜官窑提壶上便题写着响亮的广告词：一件题“卞家小口，天下第一”，另一件题“郑家小口，天下有名”。“卞家”“郑家”是铜官窑陶瓷的生产大户，当时铜官窑工匠超前的营销意识和商户间激烈的竞争状况由此可见一斑。

　　唐代出现瓷器输出高峰，与当时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唐朝政府积极鼓励对外交往，为适应国际贸易的繁荣发展，特别设立了互市监、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支持边境地区及各大口岸进行自由通商。政策上对外籍商贾也有优待，巨大商机吸引了大量番商来华经商定居，在繁荣对外贸易的同时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融汇。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

　　唐朝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鼎盛时期，铜官窑工匠们别出心裁地将诗文书法题于陶瓷器物上作为装饰，独具特色。

　　铜官窑陶瓷题诗语言纯朴，感情真挚，大多是当时流行的民间诗歌，或是窑工们在制造、运输、贩售陶瓷的劳动过程中有感而发的即兴创作。如“男儿大丈夫，何用本乡居。明月家家有，黄金何处无?”一诗，以通俗易懂、朴实活泼的语言勉励男儿离家创业，字里行间流露的是劳动人民特有的豁达爽朗。

　　经初步考证整理，截至目前铜官窑已经发现文献资料没有记载的题诗140首。铜官窑陶瓷上的诗句，无疑是对唐朝诗歌文化的拾遗补缺，也承载着积极乐观、开拓进取的湖湘精神。

　　历史进入藩镇割据、战乱四起的五代十国时期，铜官窑在动荡中渐渐衰落，制作工艺和制作规模大不如前。近代以来，工业化生产更是对传统手工业造成巨大冲击。

　　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湖南省进行文物普查，发现了总面积约50万平方米的铜官窑遗址，遗址区域内的市场遗址、码头遗址、货区及生活区和墓葬区等文化遗址均保存较好，对我国陶瓷生产发展史的研究有重要价值。铜官窑烧制技艺和陶瓷产业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2011年长沙铜官窑陶瓷烧制技艺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铜官窑陶瓷洗去历史的尘埃，再一次显露出动人的光彩。说起近年来的成绩，长沙铜官窑陶瓷协会秘书长苏建伟十分自豪：“2018年第十九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暨手工艺术精品博览会上，我们选送了38件铜官窑陶瓷作品参评中国工艺美术行业最高奖项——‘百花杯’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奖，斩获了2个金奖、6个银奖、6个铜奖、9个优秀奖。”

　　铜官窑烧制技艺，以及它所蕴含的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和勤劳勇敢的开拓精神代代传承，让铜官窑陶瓷至今仍散发出古朴而时尚的魅力。

　　如今，我们要守护的不仅是一门手艺，更要守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承载的文化基因和民族风骨，汲取根植于传统文化中的精神能量，进一步激发面向未来的强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