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中国道路（二）

问：举个例子，说说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在哪里？

答：早在1890年，恩格斯就明确讲，“‘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

中国道路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其土地制度便呈现出“经常变化和改革”的活跃局面。

1927年到193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叫“土地革命”，具体做法是把地主的土地直接分配给没有土地的农民。

1937年到1946年，为团结地主阶级和人民一道进行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转而实施“减租减息”的政策。允许地主把土地租给农民耕种，但收取的租金适当减少一点。地主借给农民的钱，仍然可以收利息，但需要减少一点。

抗日战争结束后，1946年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爆发了战争，为实现“耕者有其田”这个民主革命的根本任务，争取更多的农民加入到革命队伍，中国共产党转而实施“土地改革”政策，把土地分配给没有土地的农民。

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从1953年开始，又把农民单家独户拥有的土地，集中到村里，搞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家共同生产经营，由此形成集体所有的土地制度。

从1978年开始，为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村土地虽然还是集体所有，但分配给每户农民承包经营。农民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根据市场需求，自主耕种，也不像过去那样需要向国家和集体交“公粮”，每年只交相应的农业税就行了。

到2004年，为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免除了实行几千年的农业税，农民在承包的土地上获得的收入，全归自己所有。为鼓励农民耕种粮食，国家每年还给每户农民相应的补贴。

到了新时代，为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鼓励城市拥有资本的企业家到农村投资，又推出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新政策。土地“所有权”属于村集体，“承包权”属于农户，农户可以把承包地的“经营权”流转给别人，并从别人的经营收入中获取相应利益。有的地方，农民们自发地把土地集中起来，成立各种各样的合作社，进行规模化种植和经营，甚至从事工业生产，有些像股份公司。这种做法，被称为“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这条农业现代化道路，既体现了土地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又和传统的社会主义做法（例如苏联的“集体农庄”）不一样。

可见，中国道路不是抽象的社会主义道路，它在每个领域，都有相应的制度创新。

从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看，中国道路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历四次重大变化后的结果。第一次是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使社会主义实现从空想到科学的变化；第二次是十月革命的成功，使社会主义实现从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到全面实践的变化；第三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使社会主义的实践实现从一国到多国的变化；第四次就是通过改革开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实践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形成具有高度现实性和可行性的道路。

人们此前知道和具体感受到的社会主义，是20世纪苏联、东欧出现的那种社会主义，它在世界上曾是很有影响的模式。中国道路搞的社会主义，没有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那种“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包括苏联模式的“再版”。当然，也不是简单延续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母版”，不是其他国家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翻版”。

路从哪里来？

问：你说的“模板”“再版”“母版”“翻版”这几个比喻很有意思。但中国道路毕竟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到底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中国会走上被叫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答：汤因比在他的《历史研究》中说：“创造是一种遭遇的结果，文明总是在异常困难、而非异常优越的环境中降生。”走出一条中国道路不容易，经历了漫长的历史积累过程。由近及远地说，它直接从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实践中走出来，从新中国7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从中国共产党100多年的社会革命中走出来，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80多年的历史经验中走出来。

“走出来”，就三个字，很简单，却沉淀着无尽的酸甜苦辣，积累了近代中国各个历史阶段的经验。这里面有对自身命运的思考和选择，有几代人为改变命运进行的探索和奋斗。

为寻找有效和可行的救国、兴国、强国道路，大体经历了这样一些步骤。

第一步，器物引进。

中国人睁眼看世界，得出来的第一个结论是：西方凭借船坚炮利把中国打败了，我们必须向西方学物质文明，只要在军事和工业上发展起来，就能够挽救颓势。于是，花费巨资从英国、德国进口了一支舰队装备，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四。不料，1894年与日本舰队在黄海一战而败，被迫割地赔款。人们这才发现，光靠器物方面的引进，救不了国，强不了国。

第二步，制度改良。

1898年，以光绪皇帝为中心，聚集起一批知识分子，决心变封建的君主制为君主立宪制，颁布许多政治改革的措施。但这场变法运动因为触及许多守旧官员的利益，遭到手握实权的保守派反对，很快就失败了。几年以后，清王朝政府醒悟过来，觉得还是需要改良制度，但为时已晚。时代的潮流已经把人们对救国道路的探索和选择推向了第三步。

第三步，制度革命。

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索性打倒皇帝，推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随即参照西方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孙中山还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中华民国虽然实现政治制度的变革，但国家仍然没有摆脱衰颓命运。先进分子开始反思，我们有了新的制度，为什么不能走上救国、兴国、强国的道路呢？

第四步，文化变革。

从1915年到1923年，兴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道路探索之所以走到文化变革这一步，是因为器物层面的提升、制度层面的改良和革命都没有奏效，人们就想，或许是传统文化中那些愚昧、保守、专制的东西阻碍了人们走上正确的救国道路，由此下决心来一个精神道德和社会价值领域的破旧立新，试图从西方盛行的各种社会思潮中找到一条体现科学和民主的道路。

那些眼光敏锐的探路者，在众声喧哗、炫目多彩的社会思潮中发现了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选择了苏联的社会主义。这就是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前后的历史背景。

第五步，探索中国革命道路。

中国共产党决定先搞新民主主义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此，中国共产党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两次陷入绝境，才成功走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取得胜利后，创建了新中国。

第六步，创造社会主义和平改造道路。

新民主主义道路是社会主义的“预备道路”，其前途是搞社会主义。1953年到1956年，通过和平改造进入社会主义。

第七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走什么样的路才能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好？没有经验，唯一能够借鉴和参照的是苏联。向他们学习事实上从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就开始了。

1949年，在党内排名第二的刘少奇，率一个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在苏联待了足足50天。他向斯大林提出，想利用“在莫斯科的短短时间学习苏联”，并列出了一份庞大的学习清单，包括苏联各种国家机构的设置、苏联经济的计划与管理、苏联的文化教育政策、苏联共产党的组织与群众团体之间的关系等等，几乎囊括了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

1952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率领一个代表团访问苏联，向苏联政府通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情况。中国政府此前集中一批顶尖的经济行家，专门学习苏联编制五年计划的书籍，搞了一个《五年计划轮廓草案》。结果拿给苏联征求意见时，被认为很不成熟，于是只好先务虚“上课”。苏联计划委员会有14名副主席，每人都来给中国政府代表团讲解应该怎样编制经济建设计划。

1954年，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文联”）要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有人说，苏联的群众组织中只有作家协会，没有文联，是不是应该撤销文联这个组织。毛泽东一听就发火了，说苏联没有的，我们难道就不能有？

毛泽东后来谈到这段学习的日子，曾感慨地说：我们在建设上懵懵懂懂，只能基本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

心情不舒畅的中国，终于发现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有毛病，不能全部照搬过来，于是下决心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那一代人苦心探索，不断实践，为后来中国道路的开辟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同时也有曲折和失误。比如，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内乱”。

经历长期探索的积累和酝酿，中国道路最终被送上“产床”。

第八步，通过改革开放，开创中国道路。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决定改革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改革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并且把对外开放确立为基本国策。中国道路由此在改革开放的“产床”上呱呱出世。

问：这好像又是一部长篇“民族史诗”。看来，第八步最为关键，你把它比喻为中国道路的“产床”。在“产床”上“分娩”，阵痛必然剧烈。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是怎样突破各种传统的思想障碍，“生产”出中国道路这个“宝贝”的？

答：突破的障碍有很多。比如，怎样才能实现共同富裕？过去的办法是搞平均主义，并且认为，只要搞社会主义，就不能出现超出普通人经济收入的“富人”。这样的做法，不利于调动人民的创造积极性，不利于解放和发展出更高的生产力。

1978年，邓小平同志到广东视察，听说当地规定，农民养三只鸭子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可能会拿到集市上去卖，就不是社会主义了，属于“资本主义尾巴”，要割掉。他感到很奇怪，认为这没有道理。

于是，邓小平同志提出来，“可以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这个提法，人们当时是不容易接受的，以至于邓小平不得不说，这是毛泽东讲过的。

与共同富裕相关的，还有一个如何看待民营企业的问题。如果你熟悉《邓小平文选》，就会发现里面曾两次谈到一个“小人物”。

安徽省芜湖市当时有个叫年广九的个体户，支上大铁锅，架上柴火，炒卖老百姓喜欢嗑的瓜子。他还为自己的产品起了个名字，叫“傻子瓜子”。生意越做越大，一个人忙不过来，就雇用了10个人帮他炒卖瓜子，后来又陆续雇用了100多人。依据马克思《资本论》里说的，雇工超过8个人，就有剩余价值被资本家剥削，年广九的经营，显然超出了传统社会主义所允许的范围。

于是，上级部门专门派来调查组，准备取缔“傻子瓜子”。邓小平听说后表示：“不能动年广九，一动就人心不安，群众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不料，第二年又有人将年广九的案子上报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只好批示，“放一放，看一看”。这一放就是7年。到1987年，雇工超过8人的民营企业比比皆是，中央发出的文件中，民营企业的雇工人数被“允许”彻底放开。

突破这些思想难关，社会生产力被释放出来，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渐渐富裕起来，社会财富的积累也多了起来。随后，经过第一次分配（工资等）、第二次分配（财政转移支付、社会保障和扶贫等国家行动）、第三次分配（社会捐助、慈善事业等），逐步往“共同富裕”方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