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自古多风雅
——充分认识湖南“悠久的历史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湖南考察，高度赞誉湖南悠久的历史文化，并从历史与现实相贯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度，赋予湖湘文化崭新的时代内涵，对开创湖湘文化新辉煌寄予厚望。湖湘文化不仅包括原住民创造的本土文化，而且包括各个历史时期移民带来的文化，还包括血脉融合而形成的新文化以及湖南人走出湖南所传承和弘扬的文化。湖湘文化纵贯古今、内涵丰富、特色鲜明，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百花园中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远古文化的丰富遗存

湖南历史可追溯到数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世界上最早的稻种、陶器，最早的城市，四羊方尊、皿方罍等重量级国宝，玉蟾岩、高庙、城头山、马王堆、炭河里、里耶、老司城等一系列全国重大考古发现，使中华文明的天空闪耀着湖湘独特的光芒。炎帝、舜帝陵也在湖南，祭祀炎帝和舜帝强化了对中华魂脉、根脉的历史认同和价值认同。

道县玉蟾岩发现一万年前原始稻种和陶器。在此发掘的世界上最早的栽培稻标本和陶制品，是中国20世纪最重要的一百项考古发现之一。玉蟾岩遗址在世界稻作农业文明起源及人类制陶工业起源的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被誉为“天下谷源，人间陶本”。

澧县城头山发现中国最早的城市群。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古城。建成于距今7000年至6500年，城内面积8万多平方米，有古城、民宅、陶窑等文物遗存，还发现了世界最早保存完好的水稻田、中国最早的大型祭坛。该遗址先后两次评为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堪称华夏史前文明的“原生态遗址博物馆”。

炎帝神农氏葬于炎陵。炎帝是华夏农业、制陶业、商业、医药和音乐的鼻祖，与黄帝并称“人文初祖”。他“生于姜水”，为民治病采药，日遇七十毒而不辍，终因误尝“断肠草”而崩葬“长沙茶乡之尾”，即今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鹿原镇鹿原陂。官方最早记载炎帝陵祭祀活动在宋朝。炎帝神农氏是华夏子孙最尊贵和崇敬的始祖。

舜帝南巡驾崩宁远九嶷山。上古五帝之舜，道德文化的创始人。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写道：“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舜以孝行闻名，受尧“禅让”，国号“有虞”，开创了政通人和、天下太平的局面。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是为零陵。”舜文化在湖湘大地积淀传承，成为湖湘文化的源头活水。

此外，祝融、大禹、蚩尤、善卷等在湖湘大地都留下了种种故事传说，对湖南历史文化亦有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传统文化的守正创新

楚汉时期湖湘文化融入中华文化主流，两宋时期周敦颐开辟新儒学，胡安国、胡宏父子创立湖湘学派，岳麓书院成为“道南正脉”，明末船山学横空出世，湖湘文化在源深流远的基础上更加浩瀚壮阔，在中华文化体系中的地位愈益重要。

屈贾之乡：屈原贾谊忧国忧民精神的原乡。屈原流放湖南18年，创作了《离骚》《九歌》等不朽名篇，开创了独具特色的诗歌形式“楚辞”。其作品有大量的楚地民风民俗等文化内容，同时又包含了沅、湘流域的民间歌谣传说等文化元素，他善用“香草”“美人”等文学意象，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和忧国思乡之情。贾谊，西汉初期著名的政论家、文学家。少有才名，见用于文帝，后遭到权贵排挤，谪为长沙王太傅。初到湖南，过湘江时著《吊屈原赋》，叹际遇与屈原相同，写出了中国文人士子遭遇困境依然忠君爱国、九死不悔，以及绝不向黑暗现实低头的高尚情操。屈、贾探求真知的执着，忠君爱国的情怀，以及他们辞赋文章中蕴含的学术内核，深深印入湖湘大地的文化图腾，泽被哺育世代湖湘士子，故湖湘大地有“屈贾之乡”的称誉，并形成“心忧天下”的伦理文化传统。

潇湘洙泗：濂溪学“默契道妙”的理学肇造。潇湘洙泗谓指儒学由齐鲁大地向华夏腹地辐射，湖湘大地成为儒学发展的重镇。北宋王禹偁《潭州岳麓书院记》有言：“谁谓潇湘？兹为洙泗。谁谓荆蛮？兹为邹鲁”。王把岳麓书院比之孔孟之乡的“洙泗”“邹鲁”，潭州从此有了“潇湘洙泗”“荆蛮邹鲁”的美名。北宋时期，“理学开山”“道学宗主”周敦颐，作《太极图说》《通书》，奠定了宋明儒学发展新阶段的始基。他有“默契道妙”之慧根和“为往圣继绝学”之宏大志向，“破千年之晦塞”“发义理之奥蕴”，启理学之先河。“周子之学，以诚为本”，建立“诚”的形而上学体系，实现本体论与道德论的有机融通，为宋明六百年的内圣之学、成德之教开启了最佳之善端。

道南正脉：传承周程理学及朱张会讲。周敦颐创立的濂溪学，北传洛阳二程，后洛学南传，一支造就了闽学大成朱熹，一支诞生了湖湘学派集大成者张栻，故有联语“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胡安国“私淑洛学而大成”，其子胡宏主张性本体论，创造性发展了周程理学，湖湘学派渐成一个独立学派。胡宏弟子张栻，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他继承了湖湘学派经世致用的传统，把内圣的道德精神和外王的政治功业统一起来，湖湘学派的“实学”风格更加鲜明。1167年，朱熹自闽来潭，和主教岳麓的张栻会见讲学，即历史上著名的“朱张会讲”。岳麓书院遂成为三湘士子向往的问道圣地，四方学子竞相赶赴长沙朝拜道学之魁，一时有“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之誉。后来，乾隆帝赐匾“道南正脉”，正是褒奖湖南学术对中国学术之贡献。

船山之风：希扬正学与别开生面。明清之际，湖南出现了继往开来而又“卓然独立”的船山学。船山学既“坐集千古之智”，全面系统总结了中华学术文化，又以“希张横渠之正学”“六经责我开生面”彪炳于世，建立了一个极深研几而又藏往知来的思想体系，把我国朴素形态的唯物辩证法发展到最高峰。王船山以一定的历史自觉和学术自觉，全面扬弃程朱陆王之道，批判地总结了宋明理学，并在精研易理，熔铸老庄，旁及佛道二教的基础上博取新兴质测之学，把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思辨和学术创新提高到一个全新的水平，成为近代湖湘士人共仰的精神领袖。

近代文化的卓越建树

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湘人率先觉醒，积极投身于救亡图存、保种保教保国的行为实践中，书写了“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不朽史诗。

睁眼看世界。清中期，“经世派”拔地而起，以陶澍为先祖，贺长龄、唐鉴、魏源、邓显鹤等为主要代表，提倡通经济世的思想，发出湖南人“天下兴亡，舍我其谁”的先声。魏源编成的《海国图志》是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世界各国情况的巨著，对中国人了解西方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洋务派的理论来源。魏源主张改革开放，是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第一人。

无湘不成军。晚清，以曾国藩为领袖，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罗泽南、郭嵩焘等为重要成员的湘军集团崛起。曾国藩是传承湖湘文化的典型，继承发扬了湖湘先贤传道济民和经世致用的思想，严于修身律己，立志学做圣贤。他苦心经营，将湘军打造成为一支闻名的精锐部队，成就了“无湘不成军”的历史佳话。左宗棠的气节、文章与事功确证了“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他63岁抬棺出征，抱着必死的信念，收复了新疆，维护了祖国统一。彭玉麟、胡林翼、罗泽南等湘军统帅不仅战功赫赫，还多有气岸超拔的著作和书信问世。

维新多义士。清末，湖南形成了以谭嗣同为旗帜，唐才常、熊希龄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人才群体。谭嗣同主持的南学会“讲爱国之理，求救亡之法，而先从湖南一省办起”，陈宝箴之子陈三立“慨然以湖南维新为己任”，熊希龄与谭嗣同等人一起创办时务学堂，并请梁启超来讲学，传播维新变法思想，使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之一省”。变法失败，谭嗣同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铮铮爱国誓言慷慨赴死，是谓变法流血第一人。

辛亥风雷兴。革命烟云翻滚，湖南形成了以黄兴为领袖，宋教仁、陈天华、姚洪业、蒋翊武、蔡锷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人才群体，展现了湘人不计生死的血性和大无畏气概。黄兴不仅是华兴会的创始人，还是广州起义和辛亥革命的实际领导人，章太炎评价“无公乃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蒋翊武领导武昌起义，拉开中国近代史的帷幕，28岁在桂林从容就义，孙中山先生赞誉其为“开国元勋”。辛亥革命中，湖南影响之深、牺牲之大无出其右。长沙市岳麓山安葬了有史可查的辛亥志士62位，是全国仅有的一座辛亥革命山。

湖南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价值

湖南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有着底蕴深厚且悠久绵长的历史文化，形成了文源长、文脉广、文理深、文气足、文义高、文运新的文化景象，凝炼出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经世致用、兼收并蓄等湖湘精神，造就了“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恢宏画卷，“古道圣土”“屈贾之乡”“潇湘洙泗”“道南正脉”“革命摇篮”“伟人故里”都充分确证了湖南悠久的历史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卓越贡献。

湖湘文化沿着中华文明之路散发着独特魅力，为中华文明发展贡献着源源不断的智慧和力量。它既有“希张横渠之正学”的学术取向、“道南正脉”的学术坚守，亦有“新故相资而新其故”“开风气之先”的学术传统，周敦颐的理学肇造，魏源睁眼看世界，谭嗣同《仁学》等都是敢于创新和善于创新的确证。可以说，湖湘文化是中华文化守正创新的典范。同时，湖湘文化具有奋斗造桥与坚卓不回的进取精神。陈独秀曾说，“我们欢迎湖南人底精神，是欢迎他们的奋斗精神，欢迎他们奋斗造桥的精神，欢迎他们造的桥，比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蔡松坡造的桥还要雄大精美得多”。湖湘文化还具有海纳百川、博采众长的特质。“洞庭湖南极潇湘，扬子江北通巫峡”，汇聚三湘四水的湖南不仅有“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的精神气量，更有“学达性天”（岳麓书院康熙皇帝赐匾）和“开其智而蓄其德”（毛泽东：《致黎锦熙信》）的兼收并蓄格局。

深入挖掘湖湘文化中丰富的思想资源和精神传统，有助于在新时代全面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培育人们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精神品质，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动能，在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中再立新功，谱写湖湘文化发展新篇章。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中华伦理文明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