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何以有力量
——从《湘江评论》管窥毛泽东的评论艺术

1919年7月14日，青年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创刊。一经面世，《湘江评论》就以“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的胆识与远见，在各种新思潮报刊中脱颖而出，成为“预知世界趋势和湘中曙光”的窗口，引领中国新青年走上革命道路。

马克思曾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同样，在毛泽东早期新闻评论实践中，我们看到评论的力量，也在于改变世界。

评论有力量就在于扎实研究实事，“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

《湘江评论》创办前，青年毛泽东就下决心走出校门读“无字之书”。他有过几次“游学”经历。其中，1917年的一次游学活动历时最久、行程最远、效果甚大。一个多月行程900余里，走遍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诸地，深入了解湖南实情与农民生活。

正所谓“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以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向大本大源探讨，践行“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伟志向，毛泽东说到做到。当他人纷纷出国留学，毛泽东却选择深入基层调研，掌握具体国情。如他所言，“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

无论是《民众的大联合》，还是临时增刊第一号上发表的《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都深深烙上了立足实际而探求真理与研究问题的意识，一改先前思想界的空洞之风。毛泽东借“健学会”的成立，揭批了当时的思想界陋习，强调“能见之于事实”。一句“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展示了他的评论写作注重实际调研的鲜明特色。

1927年毛泽东回到湖南，历时32天写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回应了党内外对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指出了右倾机会主义者的错误认识，引发广泛关注。之后长冈乡、才溪乡调查，都是实实在在深入群众的调研。

毛泽东的文章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而起点显然是他对“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的矢志不渝。反观当今一些人写评论，热衷于材料组合，热衷于空洞概念，习惯于“闭门造车”，远离了生动的社会实践，又何以能写出有力量的文字？

评论有力量就在于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掌握破与立辩证统一的论证方法

当年的激扬文字，言犹在耳，响彻湘江两岸——“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不仅展现出毛泽东“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强烈愿望，也传递出一种无所畏惧、敢于斗争的革命气概，读罢给人力量。

于众声喧哗中辨别是非，维护既定立场与核心价值，这是评论的基本功能。当然，毛泽东也非一般的政论家，而是一位拥有战略思维的政治家。他的评论，不仅实现了革命的价值，更让我们领略到高明的批判策略。

区别对待主次批判对象。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批判决不含糊，火药味十足。在《德意志人沉痛的签约》中，毛泽东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没有什么“人道”“公理”可言，只不过一方“国际强权”打倒另一方“国际强权”。而对旧文化传统的批判，语气及措辞要温和得多。如在《不信科学便死》中就雷电伤人一事写道：“老树电多，不宜在他下面筑屋。这点科学常识，谁也应该晓得……有些还说是‘五百蛮雷，上天降罚’。死了还不知死因。”

注重突出典型案例。他以解剖麻雀的方式，明晰事物内部规律，得出应对之道。1919年11月14日，长沙南阳街眼镜店老板的女儿赵五贞，因不满包办婚姻而自杀于花轿内。毛泽东了解事件原委后一连在报刊上发表十篇评论，猛烈抨击封建婚姻制度，呼吁砸碎套在广大妇女身上的道德锁链。诸如此类对典型案例的深入剖析，增强了评论的力量。

在斗争中团结民众。毛泽东站在劳动人民立场上，分析他们所遇到的问题，启发他们去思考，去维护自己权利。在《民众的大联合》中，他对农民说，“种田的诸君！田主怎样待遇我们？……这许多问题，我们应该时时去求解答。应该和我们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切切实实彰明较著地去求解答”。

与梁启超“启民智”不同，毛泽东的“民众观”从一开始就深入群众，站在群众中间。正如他所言：“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他的基本立场、他的观点不仅有研究实事的根基，也有立于事实上的批判锋芒，实现了破与立的辩证统一。当评论与革命实践融为一体，于是评论成了斗争手段，也变得富有激情而更有力量。

评论有力量就在于多些鲜活表达和思想增量，展示出独具一格的宏大气派

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这显然指出了理论掌握群众的关键，是抓住“人”这个根本。那评论又该用什么去理解读者、连接读者、影响读者？

用鲜活表达。毛泽东的评论语言鲜活、通俗易懂，从民众利益出发，能把话精准说到民众心坎上。在《走昆仑山到欧洲》一文，他批判张元奇宗孔逆潮，“不错不错！张先生果然有此力量，那么，扬子江里的潮流，会从昆仑山翻过去。我们到欧洲的，就坐船走昆仑山罢”。由此可见，引导舆论不仅要“傍着活事件来讨论”，更要认识到舆论本身就是一个“活事件”。

用思想增量。评论要影响舆论且发挥改造世界的力量，需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和知识密度。如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毛泽东对思想界现状进行了高度提炼，说此前的思想，是“自大的思想”“空虚的思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以孔子为中心的思想”，每一类概括都精要地给出了论证，从古至今的事实信手拈来。“湖南讲求新学二十余年，尚没有崭然的学风。湖南的旧学界，宋学、汉学两支流，二十年前，颇能成为风气。二十年来，风韵尚未尽歇”，这一句话足以概括当时湖南思想界发展的脉络。

用宏大气派。毛泽东说：“文章须蓄势。河出龙门，一泻至潼关。东屈，又一泻至铜瓦。再东北屈，一泻斯入海……行文亦然。”他的文章自有一种排山倒海、摧枯拉朽的气势。如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说：“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

在《湘江评论》之后的评论写作中，毛泽东那股磅礴凌厉的文气，始终迸发于字里行间，如海之波涛，读来令人振奋震撼。他的文章声如金石、气势如虹，主要在于他学贯古今、博通中外，从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取了文化精华。当然，还在于他深入调研中国国情，了解“人生社会的实际生活”，让文字有了回应现实的力量。

马克思说：“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从毛泽东早期评论实践中，可以看到，评论的力量源于实践的土壤，源于唯物辩证法。因为政治家的评论不同于“文人评论”，也非于“工具理性”的路上狂奔，而是始终指向“掌握群众”，从改造我们的头脑开始，来改变我们的世界。（作者单位：湖南红网新媒体集团）